我开始整理关于慰安妇老奶奶们的想法是在2007年2月15日在美国国会大厦。当天，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环境小组委员会举行的日军慰安妇听证会上，李容洙奶奶作为证人出席。李奶奶哽咽道，“我16岁时被强行带到台湾做慰安妇。在这期间，不仅遭受了强制性猥亵，还遭受了各种殴打和拷问。日军比猪狗还丑恶，说韩语的话会遭到殴打”。

当时我正在访美，参加了在听证会结束后举行的特别晚宴，见到了李奶奶和金君子奶奶(目前已经过世)，对她们过去所经历的苦难表示安慰，并承诺会尽全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正在作为大国家党(现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

我于是下定决心——如果我得以当选总统，必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党内竞选中败给李明博候选人后，我不得不暂时将这一决心放下。即便如此，在6个月后的2007年8月1日，听到美国众议院通过“日军性奴决议文”的消息后，我还是感到欣慰。

“须对慰安妇问题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日本对慰安妇问题避而不谈

直到6年后就任总统时，我才得以着手处理这个一直以来放在心里的问题。在就任总统之后，我立刻向相关机构下达指示，要了解受害者老奶奶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我收到了报告，这是在与每一位奶奶见面对话后写成的报告。从中我得知奶奶们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而且因为年事已高，她们发现自己需要在医疗费、生活费等方面得到实质性的帮助。我更加坚定决心，在任期内无论如何都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仅仅是老奶奶们自己的问题。韩国和日本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同时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两国还是共享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价值的重要邻居。在经济和安保领域要进一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在文化方面也形成了两国青年可以友好相处的局面。但我想，如果这么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两国很难一起往前走。慰安妇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回避或拖延的问题。即使韩国历届政府上台时都对日本表现出友好态度，但由于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到了执政末期就会完全破裂，这种恶性循环在不断反复上演。

我认为，如果该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即使举行韩日首脑会谈，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法得到国民的欢迎。所以我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并下定决心在任期内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在刚刚上任后的2013年3.1节致辞中这样说道。

“历史是一面‘自我反思的镜子’，也是一把‘开启希望未来的钥匙’。韩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历史也是如此。只有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正直的反思，才能开创共同繁荣的未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历史立场是千年不变的。日本为了与我们结为伙伴，共同引领21世纪东亚时代，应该正确地面对历史，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现在是我们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拿出决心和勇气的时刻”。

但是这番话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预期的回应。在第二年的2014年三一节致辞和光复节致辞中，我更加具体地敦促日本改变态度。同年10月24日，在接见韩日议员联盟日方代表团时，我再次强调“日军慰安妇问题是韩日关系重新出发的第一步”。

“日本把我们的女性当作性奴”，默克尔听后大吃一惊 

每当听到慰安妇老奶奶们去世的消息，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和惋惜。为了进一步向日本施压，我决定积极利用外交舞台。当地时间 2014年3月26日，我访问了德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首脑会谈。当时因为德累斯顿宣言而让关于统一问题的发言受到了关注，但我又向默克尔总理讲述了日本的历史问题，并请求其给予协助。 

我谈到德国通过彻底的承认和反省历史，确保了区域内周边国家的信任。并高度评价德国不仅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统一，而且成为了欧盟的核心国家。之后，我提到了慰安妇问题。

我向默克尔总理表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韩国女性拉走当作性奴(sexual slave)。明明应该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补偿，日本却厚颜无耻地装作不知道。

“我没想到是到这种程度”。默克尔总理听到后大吃一惊。

我在深思熟虑后使用了“性奴”一词，是因为希望西方社会能够更认真、更严肃地看待这一问题。我认为，对于不了解当时情况的西方人来说，“慰安妇(comfort women)”一词很难让他们充分理解。

我的意图得到了如实传达。默克尔总理在次年3月10日访日期间，与日本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议员会面，在介绍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时表示，“韩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很重要，要想处理好的话解决慰安妇问题不是更好吗”。不仅如此，她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也强调称，“和解的前提是反省”。《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日本主要报刊也如实报道了此事。据说日本方面非常惊慌。

我认为外交施压是有效的，因此在此后每次会见国外首脑，特别是英国女王等女性领导人时，我都会向她们说明慰安妇问题，并请求她们给予协助。许多人点头表示同意。据悉，她们在会见安倍时提到了慰安妇问题，并劝告称，“这是日本的错误，应尽快与韩国达成协议，使两国关系得以圆满处理”。日本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向我方表达不满，要求我方停止，但我认为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给日本施压。

安倍首相在国际压力下退缩 

最终，安倍首相做出了决定。2014年底，日本方面首先提出了协商请求。我指示驻日大使柳兴洙和国家情报院院长李丙琪秘密接触日方。这是因为，如果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进行慰安妇谈判，这一事实一旦被公开，双方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李院长的对手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我一方面向李丙琪院长强调，对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和道歉，并且日本政府必须要补偿等三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如果日方始终坚持我们无法同意的内容，那么可以离开谈判桌。李院长为贯彻这一原则费尽了心思。

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并赔偿，就等于承认日军主导了慰安妇问题。我认为这是关键。但对于日方来说，这并非易事。安倍政府是历届政府中右翼色彩最浓的政权。再加上其内部也有比安倍更强势的右派人士，即使首相有解决的意愿，也很难推进。因此，每次秘密接触时，都会围绕每一个字句展开心理战，经历了不少波折。

在此期间，2015年11月在首尔举行了韩中日领导人峰会。这是我就任后首次举行韩日首脑会谈。11月1日我与安倍首相进行了60分钟的单独会谈和38分钟的扩大会谈，前后总计98分钟。我们谈到了相当多的问题。虽然讨论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合作等多个主题，但核心还是慰安妇问题。我对安倍首相表示，“今年是韩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不应该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解决慰安妇问题吗。这是最紧迫的问题，应该加速协商解决”。对此，安倍首相也同意在年底前结束。此后，谈判步伐加快，在12月28日达成了协议。

当天，两国政府通过在首尔举行的韩日外长会谈，决定推进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支援工作，并发表了包含下述内容的协议：日本政府捐赠10亿日元(当时约100亿韩元)；安倍首相表示道歉和反省；确认慰安妇问题最终彻底解决；在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场合克制相互指责批评。

至此，1991年8月金学顺(音，已故)老人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首次证实慰安妇受害事实而引发的韩日关系最大难题时隔24年得以妥善解决。接到报告后，我表示“辛苦了”后才放下心来。

尹美香未向奶奶们传达协议内容并操弄舆论……我哑口无言

虽然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但舆论并不乐观。协议结果公布后，在野党和市民团体等认为这是“屈辱协商”，要求撤回协议。我本人其实对协议也并不是100%满意。但是，所谓国家间谈判协商总是你来我往的，不可能有100%贯彻韩国意愿的协商。因此，我知道不会有比此次协议内容更好的结果。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用政府预算向慰安妇基金会捐款。从日本国家预算中收取10亿日元，可以理解为日本承认其负有间接的国家责任。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国家责任，日本就没有理由动用国家预算支援慰安妇受害者。这种程度的话，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大成果了。

尽管如此，慰安妇问题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总会有人不满。因此，我指示在推进的过程中，要充分告知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正义记忆连带的前身，以下简称挺对协)，并寻求理解。实际上，谈判小组在达成协议前后几次找到他们，告知了谈判过程。因为一旦基金会成立，资金到位，那么如何为奶奶们使用这笔资金还要事先听取她们的意见。

但在慰安妇协议公布后，此前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的挺对协方面竟表示“事先没有听说协议内容”，掀起了反对舆论。我无语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才知道，挺对协方面根本没有把这些协议告诉奶奶们。我们期待挺对协代表尹美香(现无党派议员)能够向奶奶们传达协议内容，达成一致。但是挺对协方面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在协议公布后给出了另一套说辞。尽管他们的谎言在后来相关资料被公开后被全部揭穿，但协议案已变得千疮百孔。

如果按照韩国在野党和市民团体的主张，慰安妇协议是“屈辱协商”，那么在日本反而应该受到热烈欢迎。但结果恰恰相反。在日本，以强硬右翼分子为中心，舆论纷纷表示，“我们是不是让步太大了”、“慰安妇问题并没有画上句号，而是失败的开始”、“日本国民能接受吗”等。

这些是后话。谈判达成协议后，青瓦台高级官员与谷内正太郎举行了会晤。这时候，在日本也铺天盖地的都是谴责协商的声音。但是谷内正太郎表示，“考虑到韩日关系的未来，我认为关于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要忠实地履行协议，是该协议今后也能得到好评”。安倍首相也坚定地坚持“不管怎么挨骂，都要遵守协议”的立场。日本似乎下定决心，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杂音，都要不动摇地履行协议事项。我想其中也有对我的信任。因为日本也知道，只要我下定决心，就不会动摇。安倍首相应该不会怀疑朴槿惠政府会遵守协议。

对于日本要求“处理慰安妇少女像”回应“强制拆除不可能”

文在寅政府时期，成立了“韩日慰安妇受害者问题协商特别工作组”，宣布慰安妇协议中存在“双面协议”，声称我们就以下内容与日方达成了非公开的协议，包括说服挺对协等“慰安妇”受害者相关团体；为解决日本驻韩大使馆前少女像问题作出适当努力；不支持在第三国设立慰安妇纪念碑等；以“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代替“性奴隶”作为正式名称。仿佛我们在协商过程中存在非常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 

但文在寅政府的主张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确，日本方面从谈判初期开始就要求将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少女像移走。日本提出的依据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条第2款，即“接受国负有特殊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事”。

日本方面表示，少女像矗立在距离日本大使馆数米左右的地方，而且还存在示威等各种问题，希望韩国政府采取措施。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请求难以接受。因此我通过谈判小组传达，“这是民间设置的，政府不可能强行拆除。但我们会努力为双方都争取理想的结果”。日本方面也不再坚持。这就是所谓“双面协议”的真相。特别工作组发表的其他内容也基本都是类似这种程度的问题。

而且除了正式协议之外，当时我们这边也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其他请求。通过驻日大使等得知，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侨胞最大的夙愿之一就是解决“反韩仇恨言论”。日本极右势力来到与韩国相关的商店密集的街道大声播放扩音器，发表各种反韩言论，让人感到十分困扰。有人报告称，来此旅游的人已不再光顾，在这里做生意的韩国侨胞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因此，在慰安妇谈判时，我们就该问题请求日方协助，日方承诺会采取有诚意的措施。

安倍首相2016年1月13日在日本东京官邸会见了韩日议员联盟的韩国国会议员，在被问及反韩示威时表示，“作为日本人，我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希望今后能在国会对此进行讨论”。此后，东京、大阪等日本主要城市通过了条例，规定包括举行反韩示威在内的与仇恨言论相关的集会时，限制使用都立公园等公共设施。2016年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仇恨言论对策法》(旨在推进消除对非日本人的不正当歧视言行的应对措施)。当然，此后日本政客对韩国的妄言等并没有完全根除。日本政府也不能一一管制700名议员。不管怎样，谈判当时我们可以确认到日本方面有意不刺激韩国，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努力不让协议破裂。

日本在安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与韩国进行讨论和合作的事项。但慰安妇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两国虽然谋求解决，但纠缠了24年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为了结束不幸的过去，不再给后代带来负担，我们需要政治家的决断。其实，站在总统的立场上，最有利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放任不管，把这个问题推给继任者。但是我认为国家领导人绝对不应该这样。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外交谈判是有对象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获利。如果我们期待最后的结果是韩国100%，日本是0%，那么谈判必然会破裂。另外，我认为即使在协商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但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遵守。因为这是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国际社会都会关注。所以，当我在狱中听说苦心达成的慰安妇协议后来被文在寅政府事实上单方面作废的消息时，我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悲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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