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在任期间没能妥善处理好与新国家党的关系，这让我倍感悔恨。执政党与青瓦台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在2014年7•14全党大会上金武星议员战胜徐清源议员当选执政党院内代表的时候。当时媒体经常将我和金武星议员描述成相爱相杀的关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金武星代表似乎都想和青瓦台好好配合。无奈总是会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4年10月16日的“修宪发言”。金武星代表在访华期间与随行记者举行座谈会时表示，“定期国会后可能会掀起修宪讨论热潮”，“应该研究奥地利式的二元政府制”。
我在当年的新年记者会上明确表明了反对修宪讨论的立场。执政党院内代表不可能不知道总统的立场，却毫无预兆地突然提出修宪问题，这势必会引发巨大风波。而且我第二天就接到报告称，“金武星代表在公开场合解释说自己的发言过于草率”。
此后，金武星代表开始全力推进执政圈最大悬案——公务员年金改革。据我所知，金武星代表为了与固步自封的在野党达成妥协而想尽了办法。就这样，我以为和金武星代表的关系会得到改善，但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坏消息。2014年12月19日，为纪念大选胜利2周年，我在青瓦台与部分亲朴派重量级议员举行了非公开晚宴，但后来金武星代表缺席晚宴的事实被媒体曝光。其实那天的晚宴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党内一位人士先提出来的。那位好像觉得我和金武星代表的关系不太好，所以没有叫金武星代表。
原本那个时候我正打算要单独见一次金武星代表。但媒体突然报道“不包括金武星代表在内的晚宴”，让情况看起来异常尴尬。这种情况下我再联系金武星代表见面的话很容易被误会。随着事情的发展，我错过了与金武星代表会面的时机。回想起来，即使当时有点尴尬，还是应该去见一下金武星代表。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只觉得充满遗憾。
2015年2月，在新国家党院内代表选举中，刘承旼议员战胜李柱荣议员当选，执政党与青瓦台的关系开始正式发生动荡。媒体大书特书地说，执政党的代表和院内代表两大阵营都成了非朴派。
我与刘承旼议员在政界渊源颇深。我作为大国家党代表参加2004年议会选举时，亲自负责了刘承旼议员的公推工作。前院内代表姜在涉给我打电话表示，“前总理李会昌拜托我，他想推荐自己颇为看重的前汝矣岛研究所所长刘承旼为比例代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刘承旼议员是谁，但为了礼遇李会昌前总理，我将刘承旼议员的比例代表顺序调整到了稳定圈内。此后，刘承旼议员担任了我的秘书室室长，在我的邀请下，于2005年10月参加大丘洞乙区再选举并当选。当时再选举时，由于开放国民党的对手候选人(前青瓦台市民社会首席秘书李康哲)是重量级人物，所以我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刘承旼议员选举。刘承旼议员在2007年大选竞选阵营中也是核心人物。
但不知从何时起，刘承旼议员开始与我保持距离。我在李明博政府时期，为了参加下届大选，运营了与专家学者讨论政策、树立选举承诺的聚会。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刘承旼议员就不再参加聚会了。我起初以为可能是刘承旼议员有工作繁忙所致，但之后他也再没有现身。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记得发生在2012年的一件事情。我和刘承旼议员难得一起走过从国会议员会馆到主楼的地下通道。这是我们时隔很久的对话机会。当时已经有人说我和刘承旼议员的关系已今非昔比，因此我也不得不格外留心。我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跟他聊天。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对话一直浮于表面，仿佛我和刘承旼议员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但道别后那种失意我至今还记得。
我猜大概是刘承旼议员认为自己追求的政治路线和我所走的道路不同。政治人物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并非别人所能干涉之事。但作为总统，如果最应该配合默契的执政党院内代表带有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会给总统造成负担。我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刘承旼议员2015年4月8日在国会交涉团体演讲中表示，“无法遵守选举承诺簿了。过去3年间，税收与预算相比短缺22.2万亿韩元”，“事实证明，没有增税的福利是虚构的”。他贬低称，“不能把创造经济当作增长的解决方法”，“在野党提出的收入主导型增长论也需要重新讨论”。当时我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看到了演讲场面，执政党院内代表在交涉团体演讲中否定政府的核心政策和总统的核心选举承诺，这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与刘承旼议员的关系最终破裂是在公务员养老年金改革时期。2015年5月国会制定的朝野协商案没有达到我的期待。但包括金武星代表在内的执政党领导层解释称，“谈判是有对手的，所以这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我也不能做什么。
但是有传闻称，作为公务员年金法修改协议的附带条件，双方就修改国会法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将修改国会法，使国会拥有对总统令的修改变更权。当时，政府被《国会先进化法》所阻挡，在国会未能处理任何有意义的法案。那时只能在总统令的允许范围内一点点修改，勉强维持下来。但如果以这种方式修改国会法，国会岂不是要把总统和政府的手脚完全捆绑住吗？我被激怒了。刘承旼执政党院内代表到底出于什么考虑才同意这样的协议？
2015年5月28日，朝野领导层就公务员养老年金法修订案和国会法修订案等问题从早上开始进行了马拉松式协商。我很早就向执政党领导层传达了“国会法修订案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绝对不能接受”的立场。但是从国会传来的消息是执政党逐渐倾向于接受修订案。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当天晚上便指示秘书室长李秉基“总听到各种各样奇怪的说法， 跟执政党院内代表刘承旼再叮咛一次，绝不能接受国会法修订案”。但是李秉基室长却表示无法与执政党院内代表刘承旼取得联系。感觉刘承旼似乎是故意回避。简直不可理喻。如果执政党与青瓦台是一个团队的话，那么重大的事情是不是应该互相商议？事后，李秉基室长与院内首席副代表曹海珍取得了联系，但对方的反应是协商已经结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在我束手无策的情况下，29日凌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国会法修正案。据媒体报道，当时在野党方面提议，“这种问题应该在总统睡觉的半夜解决”，执政党据此采取了行动。
我下决心再也无法和刘承旼一起工作。我在6月25日的国务会议上对国会法修正案行使了否决权。我接着称，“执政党的院内指挥塔在挽救政府和执政党经济的过程中到底寻求了什么样的国会协助，令人怀疑”，“政治是代替民意的，是国民的代言人，不应该利用在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逻辑上”。我还指出，“当选后违背信任的背叛政治必须在选举中得到国民的审判”。
我所说的背叛不是指对总统的背叛，而是指对国民的背叛。也就是说，如果执政党院内指导部不协助政府履行选举承诺，结果就是对国民的背叛。
此后，刘承旼执政党院内代表在7月8日举行的执政党院内代表辞职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阐明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国，我想守护这一深刻价值”。他突然提起宪法，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从宪法精神来看，自己通过的国会法修正案不就是侵犯宪法三权分立原则的反宪法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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