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4日晚饭后，我在查看经济工作时遇到一些问题，因此便打电话给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钟范。奇怪的是，接电话的安钟范的声音显得和平时有些异样。他听着我的问题突然对我说，“现在JTBC的新闻正在报道崔顺实(后改名为崔瑞元)相关的报道，您恐怕得确认一下”。
结束通话后我立刻看了JTBC的报道，主要是说JTBC记者拿到了崔瑞元园长(过去其曾担任幼儿园园长，因此平时被称为崔园长)的电脑文件，发现崔园长收到了总统的演讲稿，而这个时间是在总统发表演讲之前。我偶尔的确会给崔园长看我的演讲稿，看她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是否能理解我的演讲内容。所以我当时觉得，如果因为演讲稿的修改过程得到崔瑞元的帮助这件事让国民感到不合适，那么我就需要道歉。
老实说，我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闹得这么大。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关崔园长的嫌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崔园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一直帮助我，所以不知不觉中我对崔园长的警惕性也降低了。我认为最好首先解释一下我与崔园长之间的关系。
1974年我的母亲死于非命，我开始代替母亲进行第一夫人的活动。令人感激的是我从全国各地收到了各种安慰和鼓励的信件。当时吸引我注意的是崔太敏牧师写的长信。就像外界推测的那样，那封信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内容，而是以“以后我的作用非常重大”为由，真心地建议我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事。我赞同他的建议，所以我想我应该见见素未谋面的他，听听他的故事。1975年3月我将崔太敏牧师叫到青瓦台，在对话后我发现他非常理解第一夫人的作用，并对社会上需要关注和关心的部分提出了各种建议。
崔太敏牧师建议我为了新心灵教育成立必要的组织，于是我成立了“拥有新心灵运动本部”。崔太敏牧师担任本部长，我担任“新心灵志愿团”团长，开展多项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们。但当时我与崔太敏牧师的女儿崔瑞元园长的关系并不密切，只记得她曾被介绍为崔太敏牧师的女儿。
我与崔太敏牧师一家的关系反而是在父亲去世以后离开青瓦台后才开始走得更近的。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妹妹们回到父亲当总统前住过的首尔新堂洞住宅，大多数人开始与我们兄妹三人保持距离。当时崔太敏牧师一家帮助了我。特别是崔太敏牧师的夫人林先伊女士对我非常疼爱，经常为我准备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等。她年事已高，我对她非常信任，甚至可以跟她讨论我的私事。
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和崔顺得(音)、崔瑞元姐妹相识了。当时，崔园长在首尔狎鸥亭洞担任Choi幼儿园园长，我只知道她很有能力，所以幼儿园也做得不错。我从那时起就称呼她为她“崔园长”，后来也是间接听说崔园长和郑润会结婚了。
我1990年卖掉首尔奖忠洞的房子搬到三成洞后，与崔太敏牧师一家没有了联系。崔太敏牧师曾在20世纪80年代短暂帮助过育英基金会的工作，但在1990年前后就停止了工作。1994年崔太敏牧师去世的事我也是在几个月后才知道的。崔太敏牧师的家人方面也没有直接联系我。
1998年我参加达城补缺选举时，郑润会和崔园长也帮助我进行了选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郑虎星、安峰根、李在万秘书也和这对夫妇熟识了。我住在奖忠洞的时候，受林先伊女士的委托，崔顺得(崔瑞元园长的姐姐)偶尔会来给我送生活必需品和食物，但1998年以后，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由崔园长来担任。一个女性独自生活，从事政治工作，需要私人帮助的事时有发生。因为不能随便让别人帮忙，所以以前就认识的崔瑞元园长帮忙让我更放心。另外，过去崔园长在特殊的日子也多次给我寄卡片等表示“会帮忙”，因此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很多。于是在我进入青瓦台后也是由她继续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毕竟即使我当上了总统，要找到一个能帮我处理个人事务的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然崔园长被冠以“幕后实权人物”的大帽子，但她进入青瓦台官邸的时候大多是为了替我拿需要剪裁的衣服去裁衣室，或者是在我出访前帮我购置新衣服。外界对她的存在并不了解，这也引起了大家的误会，但我并没有故意隐瞒，而是因为她是来帮忙处理我的私事的，所以没有必要特地弄得人尽皆知。后来看到媒体报道崔园长和她的女儿郑维罗还在青瓦台过夜时，我不禁苦笑。我与崔园长见面大多是在官邸接见室，从来也没有一起在官邸吃过饭。
可能因为崔园长有在江南地区运营幼儿园的经验，所以她在把话说的通俗易懂让人容易理解方面极具天赋。而且，由于她熟读我所有的文章，且长期帮助我购买衣服和生活必需品等，对于我的想法和表达方式也十分熟稔。
由演讲秘书起草的演讲稿中经常会出现不符合我平时表达风格的内容，所以我有时会感到别扭，这时我会向其他参谋征求意见，也会询问崔园长的意见。她和郑虎星秘书等人也认识了10多年，关系变得很亲密，会互相交流意见。无论如何，崔园长的作用只是对部分文字和表达方式提出建议，并没有改变演讲稿的基本内容等。
崔园长也不是经常修改演讲稿。后来，The Blue K理事高永台表示“崔瑞元园长的爱好是修改总统演讲稿”，大家知道的好像我的所有演讲稿都经过崔园长的手一样，但其实只是部分演讲稿而已。
因此，当我看到2016年下半年开始各大媒体集中爆出的幕后实权嫌疑时，我觉得这些报道是夸大其词。我开始隐约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劲是在10月12日。当天，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钟范、民政首席秘书禹柄宇、宣传首席秘书金声宇等人来访。他们表示，媒体等提出的“幕后实权人物”争议越来越大，因此想讨论对策。按照他们的建议，我决定准确告知2016年2月与大企业总裁们单独面谈时所谈论的内容。尽管如此，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我也应该准确掌握崔园长的行踪，但我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我的一大失策。直到这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崔园长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
10月中旬有报道称，崔园长在德国成立了名为“WIDEC SPORTS”的公司，并从三星收取了资金。当时我就觉得应该确认一下，于是给她打电话问“你知道现在媒体报道的叫WIDEC的公司吗”，崔园长反问我“总统，WIDEC是什么？”，称她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她的回答。这是我与崔园长的最后一次通话。
不久后，当崔园长的姐姐崔顺得就有关崔园长的事情联系我时，我也建议崔园长回国。我想，如果回来把一切都详细地说清楚，国民的误解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吧。
10月20日，我在青瓦台主持的首席秘书会议上就Mir K体育基金会的嫌疑表示，“如果任何人在基金会问题上做出挪用资金等非法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处罚”。我还强调，“我只按照国民对我的信任和选择，履行为民保家卫国的职责，除了回到我所在的地方之外，我没有任何私心”。我从来没想过卸任后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做点什么。然而，当JTBC电视台10月24日晚间的报道一出，情况就开始失控，朝着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开来。
※本文所有内容版权归中央日报，未经授权严禁擅自转载，违者必究。
※朴槿惠自10月4日起在中央日报高级数字订阅服务“The JoongAng Plus”上连载回忆录，回顾自己在任时期的活动。中央日报中文网独家推出中文版朴槿惠回忆录连载，每周五为您推出，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