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即将升职的韩国上班族女性A某被上司警告称“我现在正在努力让你晋升，所以(如果你升职的话)不要用怀孕、育儿休假等背后捅我刀子”。这是让她在升职后不要以生育、育儿等为由脱离工作。
#2.上班族B某在结婚之前制定新婚旅行计划的时候被本部长要求辞职。本想把公司的年假和结婚假期拼在一起使用，但本部长表示“反正不可能批你的年假申请”，并让她自己辞职。
这是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向记者透露的部分企业在生育、育儿方面的不正当对待员工的事例。随着去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0.72名，国家危机意识正在高涨。但是，从社会各处爆发出来的女性职场人的苦衷则毫无保留地揭示出了韩国职场文化中那些让人无法产生生育育儿意志的现状。
3日，职场霸凌119委托舆论调查专门机构Global Research以韩国全国1000名上班族为对象进行了“职场内的性别歧视经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7.1%的女性回答称“被强迫签订以结婚、怀孕、生育为离职理由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每4名女性上班族中就有1人经历了因怀孕、分娩等原因而受到的直接歧视。
大部分女性在入职时被要求签署承诺结婚后将离职，或在招聘女性时以未婚作为招聘条件等。虽然这些都违反了《男女就业平等法》，但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不少女性上班族都遭遇过这种情况。
除了这种明显的歧视以外，还存在难以证明受害情况的所谓“隐性歧视”。有3年工作经验的医院员工C某依法使用了育儿期缩短工作时间制度，但医院从福利角度出发，禁止她享用医院内部餐厅提供的午饭，理由是她缩短了工作时间，“得到了过分的福利”。上班族D某在宣布结婚消息后，上司表示，“反正你不就是休完假就离开公司的人嘛”，她抱怨自己像是被当成了不存在的人对待。
因此，韩国育儿休假的使用比率仍然非常落后。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韩国每100名新生儿中育儿休假使用者(以2020年为准)为48人，与日本(44.4人)一起在OECD主要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而同样的标准，瑞典为409人，德国为180.9人，芬兰为104.4人。
艰难的育儿现实也挫伤了生育过子女的父母们的意志。去年二胎及以上的新生儿数为9.17万人，同比减少1.2448万人，自开始统计以来首次低于10万人。仅在2003年，二孩及以上新生儿数还高于头胎数，但从2004年开始逆转后，二孩及以上新生儿数正在快速减少。据分析，这是因为曾经对生育持肯定态度的父母在实际经历育儿后，放弃再次生育的情况越来越多。
对此，有人指出，不仅是政府政策，企业层面的生育文化改善也迫在眉睫。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由于担心生育率下降导致劳动力出现缺口，经济团体联邦商工会议所率先出面推广了家庭友好型经营文化。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郑宰薰表示，“企业和经济团体应带头主导营造工作和家庭平衡文化以及改善体制，政府应在制度和财政上给予支持”。
另外，还需要现实性的解决方法，让饱受人力短缺困扰的中小企业也能毫无负担地执行育儿休假等制度。首尔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澈义表示，“与大企业不同，中小企业很难找到代替员工，因此如果让员工休育儿假，就真的没有人可以工作了”，“应该考虑建立并运营组织或机构等方案，使之能够在各行业调配育儿假所带来的代替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