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全球制造商纷至沓来，建立了许多中外合资企业。他们追求的是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当时，中国汽车公司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无法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公司竞争。于是，中国企业把目光转向了电动汽车。美国和德国是内燃机汽车行业的霸主，当时对电动汽车兴趣不大。在混合动力技术方面走在前面的日本也是如此。
这时，有一位人物登场了。万钢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赴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奥迪担任核心工程师。他认为在内燃机汽车行业竞争无法使中国摆脱汽车产业落后国家的处境，确信绿色环保时代即将到来，因此说服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电动汽车行业上。他放弃了在德国安稳的生活，2000年回到中国，在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后，2007年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作为35年来首位非中共党员的部长，他在接下来的11年里在科技部动员一切力量发展中国的电动汽车。中国政府提供了巨额补贴和税费减免。彭博社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从2009年到2022年，中国累计减免税额高达300亿美元。除了建立庞大的充电网络，中国还将公交车和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换成电动汽车，为初创企业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万钢以其远见卓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创了中国的电动汽车时代，因此常被外媒称为“中国电动汽车之父”。
今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截至8月，中国出口了约321万辆汽车，远远超过了日本(277万辆)，主要功劳在于电动汽车领域。每出口三辆汽车，就有一辆是电动汽车。
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电动汽车心存恐惧。很难与廉价、高质量的中国电动汽车抗衡。美国的《通胀削减法》(IRA)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产物。法律限制可能一时阻止中国出口，但西方国家在短期内赶上中国电动汽车是不太可能的。他们没有电池产业和矿产供应链等中国二十多年来建立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
韩国社会能否创造出类似中国的电动汽车奇迹？我们能否聘请海归派工程师并赋予他一切指挥权？我们能否为新兴产业全面提供税收减免优惠？我们能否改变社会制度和体系而发展电动汽车生态系统？
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韩国在创造汉江奇迹的高增长时期所做过的事情。朴正熙执政期间，总统亲自出马吸引海外科学家。被聘请到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的科学家享受了非同一般的待遇。他们的工资是国立大学教授的三倍，比总统还高。他们开发的技术，如彩色电视和用于光通信的光纤有关技术被推广到各家公司。20世纪80年代，三星在器兴建造半导体工厂时，在《首都发展规划法》上破例制定例外规定。在这个工厂诞生了世界第一台D-RAM。当时，韩国政府和企业“同心协力”，创造了汽车、半导体和造船业的奇迹。不知从何时起，这种战略和热情逐渐消退。与中国企业竞争的诸多韩国公司很早之前就开始叫苦，“我们好像在与一个国家斗争”。
几十年来，韩国政府一直在呼吁发展新兴产业，但收效甚微。政治、官僚主义和监管这三大“怪物”阻碍了韩国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企业家精神也大不如前。与此同时，韩国在发达国家中是经济增长率下滑最快的国家，已成为一个“过早衰老的经济体”。新产业一旦兴起就会带来一场奇迹，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和国家财富。政界和民间企业的远见和决心相结合才能实现。韩国经济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