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0年)这份报告时，笔者曾认为它只是在竞选期间用来夺票的一份资料，听起来其题目起的目的也在于降低人们对华盛顿精英的反感情绪。
然而，后来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萨尔曼·艾哈迈德进入了美国国务院，杰克·沙利文也被任命为白宫国家安全助理。如今时隔两年多再来回顾，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忠实遵循了这份报告的内容。
美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然而美国的外交却与此偏离甚远，撰写这份报告的出发点便是源自对这一问题意识。报告中指出，全球化只肥了部分企业的腰包，却使美国失去了数百万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因此主张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要集中在恢复中产阶级的收入上。
报告中写道，为避免与中国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在控制竞争的同时，还要针对中国夺取经济和技术霸权的企图做出反击。该报告还主张，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对供应链采取保护措施在所难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拜登总统一边说自己很了解习近平主席，在危机时刻主动打去电话，一边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在国务院成立“中国组(China House)”，比前任政府更热衷于牵制中国了。
美国毫不犹豫地出台只惠及产自北美地区商品的《通胀缩减法案》(简称IRA法案)和阻止对特定国家进行设施投资的《芯片法案》等似乎无视国际贸易规则的立法，也是出自同一背景。另外，面对朝鲜的屡次挑衅美方反复表示，“我们强烈表示谴责，但对话之门仍在开着”等，美国似乎很愿意维持目前各种矛盾的态度，也与报告中提出的“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看起来不那么雄心勃勃”的内容一脉相承。
报告中还准确分析，实施这一战略的障碍是什么。那就是本应与美国步调一致的盟友们不再相信美国。美国的盟友无法确信政府换届后美国会否继续遵守此前的约定，因此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不愿放弃‘与中国合作’这一选项，试图分散风险。
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抱怨美国的《IRA法案》“太具有攻击性”，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也表示，“不应该孤立中国”，悄悄地站在了中国一边。不难看出，与报告中提到的那样，美国与盟友间的信任开始产生裂缝。那么，美国这场“中产阶级外交”实验，究竟能否取得成功呢？也许拜登政府对盟友们极为关注的《IRA法案》提出何种解决方案，会成为这一问题的中间评估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