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政治上属于落后国家，统治韩国的是帝王般的总统。半个世纪以来，在韩国成文的法典中明确写入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之基本原则已形同虚设。一个国家的命运掌控在一个人手里。这种原则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对于公民来说是一种耻辱。
沉醉在权力带来的甜头中的官僚们围绕在21世纪的“沙皇”周围，巧言令色让他直到最后一刻也无法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末路。曾经用来扫荡政敌的权力之剑最终将以刺向掌权者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使命。任何一个总统都逃不过这一因果法则。而文在寅总统能免于这一权力的诅咒并全身而退吗？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独裁18年，让宪政停止运转，让民主窒息。但至少他很了解作为总统应该为了国民而全心全意履职尽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朴正熙都还是一个称职的总统。1979年10月22日，时任韩国总务处部长沈宜涣在任职期间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25日，朴正熙总统向沈宜涣的夫人致亲笔信慰问。(韩国文化日报10月16日报道)信上写道，“悲从心生，犹如断肠之痛”。这是他在10月26日被金载圭刺杀身亡的前一天所做的事情。
1972年，印度是第三世界不结盟外交的“战场”，朴正熙总统多次向在印度孤军奋战的时任新德里驻印度韩国总领事卢信永致亲笔信。后来担任国务总理的卢信永生前对笔者透露，“朴总统曾写道‘朝鲜的势力很强，你一定很辛苦，但请你拼尽全力’。我从写完又擦掉然后又再写的痕迹中，读懂了一个弱国总统的苦衷，因此我下定决心争口气”。尽管当时的韩国在外交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仍在1973年12月成功和朝鲜在同一天与印度建交。
而文在寅总统呢？他用电脑打印的方式回复被朝军击毙的韩国公务员儿子写来的亲笔信。文总统写道，“收到信后感到很痛心。读到来信始终心头隐隐作痛”，“我会亲自过问来查清真相”。被杀公务员的亲哥李来镇(音)表示，“这不算是亲笔信，而是用电脑写的文件”，“感到受到了漠视”。
青瓦台强调称这是一种惯例，还表示“重点不是字样，而是内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朴正熙总统，想必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处理。既然行使至高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为国民做出贡献，这是总统的责任。朴前总统对于权力的本质和总统的本分持有自己的信念。民众很清楚两位总统之间的差距。
2017年总统大选前文在寅曾宣布，“我将以不像政客的政治家的面貌重新开启政治生涯”。这句话让人们脑海中闪过其对于政治的负面看法。其实，文总统误解了政治的本质。政客并不是高高在上、清高地追求正义和道德的神职人员。政治就是在矛盾和混沌的泥浆里挣扎奋斗、不惜自污，让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方向，是一种实际性的“救援”行为。
“权力”是政治家的武器，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左右他人的一种“暴力”。正因如此，权力只有在做出好的成果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宽恕。这也是掌权者必须拥抱杰出人才，一起致力于倾听反对之声的原因之一。有时也要懂得与恶势力做交易。所谓“不像政客的政治家”则拒绝这样的修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治家做不好政治工作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韩国总统的权力运行方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没有武装的韩国公民遭到朝鲜军人射杀焚尸，但韩国政府并没有向朝鲜表示“像样”的抗议。仅凭电脑打印的一封信是无法抹去愤怒和伤痕的。
涉嫌非法和贪污的青瓦台官员不计其数。韩国Lime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金奉贤(音)被爆在短信里称“已经上了民政首席和政务首席的船”。陈重权教授慨叹，“韩国最腐败的地方就是青瓦台。然而，文在寅总统却事不关己地嘱咐“铁面无私地展开调查”。按道理来说，特别监察官的角色是防止总统亲信和亲戚的贪污腐化。而这三年以来这个职位一直是空席，这是谁的责任呢？
完全不考虑现实的“住房三法”引发了全租房源短缺的恐慌。结果连发布房产政策的韩国经济副总理洪楠基都成为了房产新政的牺牲品。有人讽刺道，“洪楠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目前对“去核电”项目进行监察的崔在亨监察院长咋舌道，“一直以来监察过程中从未遇到过这么激烈的抵抗”。现在到处乱象百出，迫切需要大刀阔斧的变化。
文在寅总统最尊敬的人物是茶山丁若镛先生。蓝色领土出版社出版的《文在寅的书房》中写道，“茶山先生提出，人应该拒绝守住善良本性便万事大吉的程朱理学思维，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积德善行。他提倡的是一种实践哲学”。
这是一个无能官员得道的年代。弊政和腐败已超过人们的想象。文在寅总统应该果断越过抽象的意识形态篱笆，而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漩涡中，将茶山先生的爱民精神付诸实践。不管出于什么政治派系，应该聘用能干的人才，现在开始也不晚。掌握绝对权力，就更应该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若不改善现状，那文总统恐怕不可避免因果法则，必将面临帝王总统权力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