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教师、解放学生形成对立格局
保障人权的同时还要进行公民责任教育
一个月前，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以下简称教总)会长郑圣国打来了电话，这是在本报记者详细报道教师权威陨落的实态和对策后。对方在电话中表示，“现实(比报道出来的)更加严重，学校处于秩序崩溃的失范状态，很多教师都撑不住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一个月后，首尔一所小学20多岁的年轻教师在校内自杀，这是一位教龄不到2年的新人老师。首尔教师工会表示，该教师对家长的投诉不堪重负。在去世前几天写的日记本上表示“喘不过气来。吃饭的时候手发抖，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随着该事件在社会上引发的连锁反应愈演愈烈，要求改变的呼声也愈发强烈。尹锡悦总统也要求“为加强教权，制定告示，修改侵犯教权的不合理自治条例”。韩国国会也开始不断就防止乱投诉的现象和将学生侵犯教权计入档案等法案展开了讨论。
但是，教师权威的陨落并不是近来才有的事。2012年，李明博政府发表了保护教师权威综合对策，并义务性地设立教师权威保护委员会。2019年，文在寅政府修改了教员地位法，建立了发生重大教权侵害时由教育厅举报的制度。
尽管如此，侵犯教师权威的现象仍在不断增加。根据教总给出的数据显示，侵权事件的数量从2009年的237起增加到2022年的520起。去年7月郑圣国会长就任时提出的目标是也是恢复教师权威。他表示“学校饱受恶性投诉，抱有信念的老师们被指责虐待儿童，我们将为学校和老师们立法”。如其所愿，从今年6月开始，明示教师执行教导权限的《中小学教育法》(第20条第2款)生效。
在过去十年里，尽管有各种政策和立法，但教师权威依然持续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对教师和学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老师的知识和权威都得到认可，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包括德育的教育场所。虽然有体罚问题引起争议，但依然带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但进入21世纪以后，网络知识的泛滥和课外教育培训产业逐渐庞大，教师的地位开始动摇，社会对学校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进步倾向的教育监推动的学生人权条例更是在此基础之上加速了学校秩序的瓦解。虽然条文本身也有问题，但当时因人权条例而产生的“压迫教师、解放学生”的二元对立格局助长了教育失范。
本月25日至26日，韩国教总对3万多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4.1%的受访者认为人权条例的实施对教师权威的下降造成影响。因为人权条例实施后，实际效果与原先期待的结果大相径庭，把个人自由(freedom)和 尊重他人权利的社会自由(liberty)混为一谈、把放纵当自由的案例层出不穷。
由于没有机会学习社区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大多数的普通学生也蒙受了损失。由于部分学生的捣乱，教室气氛变得一团糟；以《防止虐待儿童法》为由不分青红皂白地投诉举报，让教师们纷纷无奈选择撒手不管，无序现象进一步扩大。缺乏德育和公民教育带来的恶果将继续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延续下去。
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们普遍认为不如干脆放弃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不再把教师这一职业当成是教书育人的神圣职业，而是把这当成一份提供知识的专业工作。如果类似此次事件再次发生，这种倾向将进一步加剧。
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一现象呢？我们眼下可以考虑的比如像医生治疗患者时的免责条款一样，为教师的教导工作制定不视为虐待儿童的免责条款；或进行制度上的完善防止家长的过度投诉；又或者还可以在教室安装监控等。
但以上这些都不是本质的解决方法。本质上的解决方法是恢复处于对立格局的师生关系。为此应该制定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学校成员都能得到尊重的学校条例，而不是只制定学生人权条例。要让学生体会到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成长所需的责任、纪律和义务。
人权条例的确为提高处于弱势一方的孩子的维权意识做出了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是时候进入下一阶段了。告诉人们，成熟的权利基础不仅仅是“自由意志和行为(freedom)”，更是有边界的“自由权利(liberty)”。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清楚长大成人，就没有资格成为发达国家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