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顿在卸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后(2007年)出版了回忆录,书中提到了2006年潘基文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时的情景。他写道“日本在预备投票中向潘基文投了反对票”。因此博尔顿会见日本大使忠告称“不要成为众矢之的”,随后一开始的赞成13票、反对1票、弃权1票(第三轮预投)转变为赞成14票、弃权1票(第四轮预投)。日本对此回应称“这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日本早就倾向于赞成潘基文秘书长。相反有传闻称,初期英国支持前英属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的候选人,而法国则比较忌惮有亲美倾向的潘基文秘书长。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但当时确实存在“博尔顿藐视亚洲”的不满和担忧之声。
实际上不仅是亚洲。博尔顿在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期,总是与各国大使发生冲突。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时,博尔顿还曾毫不留情地将提出异议的职员撵走。总之,他无法容忍与自己肤色、国籍和想法不同的人。
即使如此,博尔顿还是自诩为“实用主义者”,并举出了“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新阐释”为证。
韦伯斯特在183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当时英国进入美国领海,击沉了要求加拿大独立的叛军舰船“卡罗林(Caroline)号”。韦伯斯特随之训斥英国称,“在进行自卫性先发制人攻击时,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包括‘紧迫性’、‘压倒性’、‘缺乏替代方案和手段’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时间’”。该四项条件成为国际法惯例。但博尔顿提出了有些微妙的逻辑称“可将这四项条件用于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攻击”。他主张称,在181年后的今天,时空概念和武器杀伤力已发生改变,所以可以据此对法律进行新的阐释。虽然有些怪异,但这就是博尔顿的方式,令人难以预测。
有人期待称,“他进入政府后可能会改变”。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博尔顿的破坏本能似乎应该被视为“常数”而非变数。本来韩国单为应对特朗普一个人就已经十分头疼,现在又来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难缠的对手,着实不走运。
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彻开玩笑称,“韩方所说的‘天安舰沉没事件’的主犯就是我金英彻”,而且之前一直被朝鲜谴责为“资本主义颓废风”的韩国女子组合登上了朝鲜《劳动新闻》头版,由此来看,韩半岛似乎真的迎来了春天,但博尔顿的得势令人感到华盛顿的春天似乎还很遥远。这一温差不禁让人倍感压力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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