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去年与肯尼亚、埃及签署了出口本国第三代核电站“华龙一号”的谅解备忘录（MOU）。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对外出口核电站。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为巴基斯坦建造的恰希马3号核反应堆已经启动运转，4号核反应堆即将竣工。使用华龙一号技术建造的卡拉奇1号、2号核反应堆也在抓紧施工，工程规模达96亿美元（约合11万亿韩元）。此外，中国还成功拿到了罗马尼亚和阿根廷的订单，最近正集中拓展中东和非洲市场。

截至2010年，中国的核电政策还很消极，倾向于从法国、俄罗斯等国引进技术建造核电站，本国仅负责经营管理。但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中国开始竭力研究自主核电技术，并于2012年开发出了改良型轻水反应堆“ACP1000”，最后在2015年成功开发出华龙一号技术。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专家们一致认为，在习近平力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的低价与薄利战略发挥了巨大作用。庆熙大学核能工学系教授郑范津说“核电站的工程规模大，工期长”，“中国自己出资提供贷款为那些想要建设发电设施，但苦于资金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建造核电站，并只收取很低利息，自然无人拒绝”。

在国内增建核电站，确保零部件供货竞争力，也是中国核电出口的一大优势。在核电站的数量和发电量上，中国已经超越韩国，未来两者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8月10日，世界核能协会（WNA）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运转中的核电站共计37座，另外还有20座正在建设和40座计划建设的核电站。在全世界正在建设的58座核电站中，中国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启动运转的核电站规模增加到100座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核电国家。中国这一规划与韩国计划叫停在建核电站的思路完全相反。而且，即便中国按规划完成核电建设，核电占中国整体需求的比重也只有5%左右。

郑范津教授说“中国旨在通过提高核电比重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同时以巨大的内需为基础，扩大核电出口，勾勒了一幅大的蓝图”。世界核能协会推测，到2030年，全球核电市场规模将达9088亿美元（约合1038万亿韩元）。

现在，全球核电市场出现了美国（发电量的33%）和法国（16%）两强领先，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紧随其后的格局。最近在核电站市场崭露头角的俄罗斯也制定了与中国类似的战略。俄罗斯采取了以借款的方式为他国建造核电站的策略。

美国外交杂志《外交事务》最近曾指出，俄罗斯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破产的最大受益国，并预测韩国在核电市场的地位将随着去核电化政策逐渐萎缩。

韩国自主开发的第三代核电站“APR-1400”本月通过了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设计认证的第三阶段审查。法国主动放弃了审查，日本在十年前便提出了申请，但目前仅通过了第一阶段审查。韩国原子能学会的相关人士说“APR-1400是全世界第三代核电站中最早成功实现商业运转的核电站，法国的EPR和美国的AP1000等竞争对手至今还未投入商业使用”。

然而，韩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出口却亮起了红灯。不少指责认为，政府的“去核电”宣言导致韩国失去了出口核电的动力。韩国2014年开发的新一代核电站APR+在事实上失去了用武之地。APR+将发电容量提升到1500兆瓦，稳定性也得到了大大提升，是APR-1400的改进型号，原计划应用于庆北盈德天池（音）的1、2号核反应堆，但政府临时叫停了建设计划。

其他相关技术研发活动也面临着“归零”的危机。政府于8月9日决定通过公众讨论决定是否持续进行钠冷快堆（SFR）和用后核燃料处理技术——高温处理技术(pyroprocessing)的研究工作。

但对于核电出口，政府却表示大力支持（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白云揆）。首尔大学原子核工学系教授徐均烈说“一边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而叫停国内核电站建设，一边想要说服外国购买我们的核电技术，怎么可能呢”。徐教授说“华龙一号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韩国的APR-1400技术”，“韩国利用60年来积累的核电技术开发出第三代核电站，好不容易得到了引领市场的机会，现在却面临着丧失国际竞争力的危机”。

负责领导韩国自主核电开发的李炳令（音）博士说“不仅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都有意吸纳韩国的核电站设计人才”，“如果叫停新古里5、6号核反应堆的建设，韩国将为此付出昂贵的社会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