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韩令始于韩国正式开始部署萨德之后,相关消息在今年8月初开始传出。联袂出演《任意依恋》的金宇彬和秀智的中国粉丝见面会被取消。歌手黄致列凭借中国版《我是歌手》事业蒸蒸日上,最近其在中国真人秀节目中的出演镜头却全部遭到了删减。

一直在坊间盛传的限韩令,在11月中旬经由中国媒体报道后被坐实。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矢口否认,称“没听说过这样的话”,但中国当地的氛围已与以往截然不同。某中国文化界人士表示,已接到指示要求“暂时全面禁止与韩国的交流活动”。

我们该做什么?首先,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需冷静地探究中国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很“突出”,但并非“突发事件”。

韩国电视剧在黄金时段播出后开始受捧,随后就被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在非黄金时段播放后魅力依旧,因此中国方面又下令禁止在卫视播出。韩国综艺节目也是同样遭遇,一走红就立刻遭到禁播。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娱乐节目开始出售版权模式,此后中国政府再次采取了限制措施。
基本上,韩国文化产业为应对中国的限制找到新的出口模式后,中国政府就会立即跟进,不断推出新的接力式限制措施。韩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转移阵地改由网上播放后,中国政府照例对相关网站进行了限制。
限韩令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遭遇了萨德问题而成为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并不是因为喜欢韩流而加以容忍,而是期待韩流的流入有助于发展中国文化产业,以便超越美国。
韩国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即便持有这样的立场,也不应将安保领域的萨德问题与作为文化交流象征的韩流混为一谈。我们应当清楚,中国本来就是那样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常常存在误区。
我们认为文化应是自律的和创造性的,但“社会主义”中国并非如此。中国国务院在2009年公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开始大力扶持和振兴文化产业。
然而,中国政府对文化的基本观点是“文化事业”第一、“文化产业”第二。所谓“文化事业”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贯彻统治理念而开展的非营利活动,“事业”相当于“公益活动”。
建国后中国将文化视作“事业”。出版、电影、美术、音乐等都为贯彻“共产党领导”和意识形态而存在。虽然中国为将本国文化推向海外和实现大众化而引入了“文化产业”概念,但依然将“文化事业”摆在首位。
无论文化产业发展得如何蒸蒸日上,如果威胁到文化事业,则将给予严厉的制裁。韩流就这样中枪的。因此,此次事件的本质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大国,而是中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本国的体制受到了威胁。
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主管部门而备受注目。不过,广电总局的背后是中宣部,中宣部是共产党的下属机构,负责对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指导。
中国实行的是党国体制,共产党便是国家。国家运转的最终权力在于共产党手中,广电总局不可能脱离中宣部的意图自行做出限韩令之类的重大决策。
鉴此,若想正确解读此事,就须认真地研究中宣部的立场和作用。另外,中国政府很难采取有悖于民意的大胆举措,限韩令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对韩流的反感。

朴宝剑在其出演的体育品牌广告中与一位名为“万里长城”的对手在下围棋。为何“万里长城”的样子又小又胖而且朴宝剑还获胜?中国媒体指责朴宝剑“贬低中国”。
这两件事情都缘于“反韩”情绪,进而助涨“反韩”情绪,形成恶性循环。此次限韩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府在顺应中国内部的声音。
韩流是韩国国民的自尊所在,它给韩国人带来了“民族”自豪感。若联想到过去韩国奉中国为大国的历史,则韩流在中国受到这般喜爱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

当然中国也会因此事遭遇不小损失。两国共同投资制作的众多文化商品正蒙受打击。另外,这也真实暴露了中国现在看待韩流的视角和立场,暴露了其本质和真实想法。向来强调两国文化同质性的基本立场已很难站稳脚跟。现在我们应正视中国在“文化”也与韩国极为不同的事实。
此次事件促使韩国文化产业须不断地付出艰苦努力。首先,面临着要生产中国无法拒绝的高品质文化产品的任务。
其次,需努力确保韩中文化交流的平衡。现在两国之间的文化产业贸易出现了近10:1的巨大差异。不能光想着卖我们的商品,这是因为,“买卖”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买”为前提。
中国是个重要的“市场”,但不能只将其看作为“市场”。这是因为,文化既是产业也是精神。我们也应尽力去理解中国文化,应对中国的电影、演出、展览给予更多的关心。
另外,我们应坚持不懈地推动韩国文化产业海外市场的多元化。现在中国是韩国文化产业的最大市场,占比达到了25%。若最大的市场遭遇危机,则必定会殃及韩国整个文化产业。现在应通过市场的多元化,使产品走向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以减少中国市场的风险。
林大根(音)
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产业系、中文翻译学系教授,中国电影论坛秘书长。博士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论文主题为中国电影。主要从事中国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亚洲大众文化的跨国移动和传播等的研究。著有《中国电影的理解》(合著)等论著,发表有《文化产业研究之学术地位》、《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技术面临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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