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责任自然在于日本，但事情变成这样，韩国也负有责任。”

随着韩国与日本围绕历史问题产生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美国华盛顿主流态度开始向“两非论”倾斜。本报在8月14日安倍谈话发表后面向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美国传统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等可以对美国政府产生重大影响的智库和大学的16名东北亚专家询问“目前韩日矛盾责任在哪一方”，结果73%（8名，除去5名无应答者）认为“（韩日）双方都有责任”，认为“责任在于日本”的仅占27%（3名）。

尤其是除去2名主导发表声明敦促日本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学术界人士，仅从智库专家来看，只有1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研究员詹姆斯·帕森）认为“责任在于日本”。

出现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盛顿智库中的日本专家远多于韩国专家。但也有指责认为，面对日本认为“韩国不断移动球门柱”的指责，韩国外交当局并未作出符合逻辑的有效应对。日本主张“韩国（在慰安妇等问题上）要求的最终协议点很不明确，而且随时会根据国内情况发生变化”，即所谓“球门柱理论”。

主张“两非论”的美国专家大体上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应负90%的责任，但在政治问题上，日本的责任占60%，韩国占40%”（CSIS高级副所长迈克尔·格林）。

在白宫和国务院有过4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斯廷森中心高级研究员阿兰·罗姆伯格指出“日本的责任占绝大部分，但韩国在需要两国努力（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时候将所有责任推卸给日本，也应为此负有一定责任”。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历史认识持批判态度的康涅狄格大学教授阿列克斯·杜登也表示“不断制造政治问题的韩国也无法摆脱责任”。

不过，也有少数意见认为韩日矛盾的根本责任在于日本反复“推翻历史”的行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詹姆斯·帕森研究员说“一个领导人发表谈话后，其他政治人（对谈话）提出质疑并谴责，这就是日本”，“日本必须克服双重人格综合症，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格雷格·布拉金斯基强调“日本应更加真诚地、不间断地向韩国道歉”。

对于安倍谈话后韩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大部分应答者认为应举行“韩日首脑会谈”。CSIS韩国室长车维德说指出“从朝鲜威胁日益增大等整体战略利害来看，不仅对于历史问题，对于其他主要问题，（两国领导人）也应坐到一起协商解决”。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院布鲁斯·克林纳说“朴总统与安倍首相都表现出足以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充满勇气的强大领导力并非易事”，“不过，既然安倍谈话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期待两国领导人尝试发挥出这样的强大领导力”。乔治城大学教授乔丹·桑德（音）则主张“尽管安倍谈话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希望朴总统仍能大度给予原谅和宽容”。

还有人针对韩日两国的主要矛盾——慰安妇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意见。CSIS太平洋论坛理事（研究责任所长）布莱德·格洛瑟曼主张“日本首相应切实向健在于世的慰安妇奶奶们支付赔偿，并写信（道歉）”，他说“日本应在韩国设立相关基金，帮助女性不再遭受同样的凌辱”。

美国新安全中心（CNAS）亚太安全所长帕特里克·克罗尼表示“现在除政治领域之外，韩日两国还有必要通过人道主义领域、人员交流或学术交流缓解双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