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发生“方便面常务”事件时，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可能还想不到自己一年后被称为“花生副社长”。如果她知道的话，当时就不会在公司内部留言板上留下“在乘务员暴力事件现场的乘务员所经历的惊慌和恼羞该有多大啊，这真是令人惋惜”等的文字。她所谴责的“方便面常务”POSCO（浦项制铁）公司立即将其免职，这也算是位于权力优势地位的人对弱者所做的行径而付出应有的代价。 　

“花生副社长”的罪行更加恶劣，然而她最初只是辞去了职务，还继续担任着大韩航空副社长以及KAL酒店网络代表理事的职位。随着舆论称其实“形式上的辞退”愈演愈烈，她那才辞去了副社长一职。看来大韩航空和赵显娥好像不知道韩国国民为什么那么伤心和愤怒。此次韩国社会如此冷酷对待赵显娥的原因有以下五大种。

首先，再次刺激了服务业劳动者的情绪，此处还有无力感。方便面常务事件中的乘务员，最不好的情况算是“被疯XX给咬了”。然而花生副社长却与此不同，她可是大韩航空的主人之一。对员工来说，她是无所不为的权力者，掌握着生死大权。被她训斥的乘务长当时在想什么呢，自尊？愤怒？羞耻？都不是，其内心应该祈求着说“千万别开除我”。因为此次事件,经济不景气,被解雇的话,有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应该反驳阻拦其与舆论接触的大韩航空，早就出面解释真相了。

第二，与朴槿惠政府的振兴经济背驰而行。在本月2日国会否决了《继承税及赠与税法》议案，朝野一起反对。因为从国民情绪上看，参与“财富的代代相传”的法律让人觉得很有负担。国会是将花生副社长事件当作自己判断正确的证据事例。因为此次事故，一些放宽大企业规定的法案很有可能不能在国会中通过。韩进集团雄心勃勃推进建立景福宫附近五星级酒店，也很有可能告吹。因为决定推进主体即KAL酒店网络代表理事的职位继续由赵显娥担任，那么政府对法律修订也会感到有负担。 　

第三，反财阀情绪高涨。实际上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的业主们更有可能横行霸道。然而一旦发生像花生副社长事件的“大型事故”，指责只会指向财阀。行动经济学者丹尼尔·卡内曼的“表征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效果”对此解释。飞机事故不是经常会有的，但如果发生一次，那就是“大型事故”，所以更加印象深刻。因此，这会有认为飞机比汽车更危险的意识。今后，只要每当飞机起航被延迟时，乘客们不相信机长的机内广播，会想起其他不好的记忆。“业主一家有乘坐吗，又在训斥谁吗？” 　

第四，业主风险上升。对第三代、第四代经营的视线将更加犀利。本来韩国财阀的世袭经营就内外受很多批判。社会压力变大的话，甚至会挫败其他财阀的企业经营欲望，使得经营不振。这些合算起来，踌躇不前的经济民主化论争可能会再次燃起。如果1%的富人不懂得施与社会这一认识，99%的抵抗也将不可避免地变大。 　

第五，将更加助长大量个体营业者。韩国的个体营业者比例为世界最高，但十个中有九个会在三年内破产。明知如此，退休人员还蜂拥而入。工薪族时期业主的权力行为给他们心灵带来的记忆创伤，还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内心。虽然没有像样的职业，一想到再次遭受那种待遇，就算是破产，也要尝试着做一做自己的事业。 　

然而，好像大韩航空的认识与国民的认识相距甚远。把责任推卸给员工的辩解，连当事人不出面的不像道歉的道歉，看眼色行事的人事措施。因此，国民的情绪才不能轻易平静。如果粗暴地来说，“大韩航空18000多的员工难道是赵氏一家的长工”，这一问题正扔给我们现今社会，大韩航空、赵显娥必须对此给出的真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