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岁月号”沉没事件，安保的概念不是“国家”，而要对“国民”个人的呼声越老越高，即要转向所谓“人类安保(human security)”的概念。所谓人类安保，始于老百姓的保护不能在国家安保这个大框架下牺牲的问题意识。

但现在韩国的安保意识依然还停留在冷战时期。有人指出，虽然韩半岛有朝鲜这个威胁存在，但远远落后于世界和时代趋势。去年国防预算是34万3453亿韩元，是灾难管理等安全领域总预算(9840亿韩元)的35倍。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也只是停留在“朝鲜应对组”的水平上。一位当局者所说的“所谓安保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生存的问题，很难将个人的安全和安保放在一起来看，这是政府内部的共识”正表现出现在的氛围。还有人指出，多达3000多份的灾难应对指南在“岁月号”事故时却未能发挥任何作用正是由于政府将“安全”和“安保”区别对待。

对安保的威胁可以随着社会和经济状况随时发生变化。各国一直在这种意识下做好各种准备。英国每年都会进行国家威胁评价（NRA）。预测未来五年间将会威胁国民的紧急状况，并根据其严重性进行排名。

俄罗斯是由紧急情况部(Ministry of Emergency Situations，简称“EMERCOM”)对国民可能面临的威胁进行统筹。从灾害和传染病到恐怖事件和核辐射泄漏事故，负责多种领域。去年陨石降落时以及因寒流有人冻死时负责应对的就是紧急情况部。

美国在冷战后着手重新设定国家利益也是为应对变化。这是因为有人指出在苏联这个对手消失的国际环境中，政府却未能定出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漂浮不定。美国由超党派协议组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通过1996年和2000年两次报告书，分阶段设定了相关国家利益。

专家表示，韩国也要以国民安全为中心重新研究安保威胁。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在烈叮嘱道“我国已引进世界上认为好的制度，问题是规制和实践的错位(decoupling)现象比较严重”，“从政策制定者立场上做出的‘这样做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种希望性的构想，而是要在受政策影响一方的立场上制定政策”。梨花女大国际学系教授朴仁辉表示“我国也引进了‘人类安保’这个理论，但却从未营造出实践政策的环境”，“制定安保政策是从将什么视为威胁开始，这一部分要反映各国的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