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山口二矢，他是一个长相稚嫩的右翼青年。1960年10月日本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委员长正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时，他跳上讲台，用一阵乱刺将其杀害。那时候，他怀里揣着一张字条，写道“绝不原谅梦想实现日本共产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山口二矢只有17岁，刺杀场面通过电视直播后，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他马上遭到逮捕，并在21天后上吊自杀。
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日本极右派将其看作烈士，一有机会就召唤他的亡灵。他们每年都会在山口二矢忌日聚到墓地举行追悼活动。2010年50周年忌日时，他们还在事件发生的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
让我们来拿山口二矢和安义士进行对比。首先来看安义士，为防止祖国被侵略，他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抗争吗？当时韩国连参政权都没有，更不可能通过媒体和社会运动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狙击重要人物这样的极端手段是让大家知道朝鲜悲剧的唯一渠道。
相反，浅沼稻次郎被杀时，日本社会党并非执政政党。日本还保障国民的选举、发表言论等权力，有很多正常方法可以阻止日本共产化。然而，山口二矢依然选择拿起了刀刃。
有个名词叫做“抵抗权”。意思是说，在基本人权受国家权力践踏，无法通过民主方法进行抵抗时，可以采取革命、民众起义等所有方式。抵抗权还可以被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遭到侵略的弱小国家国民采取武力斗争的方式恢复主权，也属于正当手段。
“海德里希暗杀事件”就是代表性例子。在1942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捷克流亡政府转移到伦敦，决定暗杀纳粹的核心干部波西米亚总督海德里希。捷克出身的抵抗势力入侵布拉格。他们在上班路上成功狙击杀害了海德里希。结束暗杀后，队员们躲进布拉格的教会。但很快被纳粹发现，经过激烈战斗，不幸全部死亡。这起被写入战争史的事件与击毙伊藤博文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点。
但是，相似的也只有这些，两起事件此后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停战后，队员死亡的卡尔博尔梅尔斯教会被尊为圣地，1995年还建立了纪念他们的国立纪念馆，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政府不仅没有对此表示抗议，还为建立纪念馆提供财政支持，现在还有很多德国人前往重温历史教训。相反，韩中说设立安重根纪念馆，日本官房长官就出面表示不悦，将其称为“恐怖分子纪念馆”。
很少有国家像日本一样发生过如此多政治恐怖事件，日本最尊敬的近代化旗手坂本龙马就是遭到暗杀身亡的例子。
不仅是幕府时代，20世纪以后日本也有20多名政治家、企业家和媒体人死于暗杀袭击。其中还包括原敬和犬养毅2名现职首相。令人吃惊的是，暗杀政治大人物的凶手经常过了5年或8年就会被释放出狱，可能是受到武士传统的影响，总让人感觉日本社会对政治恐怖事件表现得非常宽容。
然而，日本极右势力在把安义士称为犯罪者的同时，却把山口二矢奉为烈士。
问题在于，韩国政府面对的是与这些极右势力具有相当部分相同价值观的安倍政权。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安倍政府始终不愿直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扭住胳膊强迫日本表示“愿意继承河野谈话”，这种强扭的瓜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在奥巴马总统的调节下，韩美日三国成功举行了首脑会谈，韩日之间的仇恨也绝不会因此消失。
现在，安倍政权正自己吞食与邻国关系不断恶化带来的经济苦果。“外交关系虽然恶化，经济关系依然无恙”的亚洲悖论早已被打破。2013年，日本的出口降低了10.2%，连续两年出现下滑，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对华出口减少，减少幅度同样为10.2%，这是对日本政权感到愤怒的中国人抵制日货带来的结果。与邻国关系恶化，受伤的不仅是国民感情，还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这一点日本人应该有了清晰的感受。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要求改善对外关系的舆论声音就会越来越高，届时，安倍要么改变态度，要么就会面临政权更替的命运。因此，青瓦台和韩国外交部很多人主张，韩国应该不与安倍政权进行接触。
但是，相比这种消极态度，韩国还可以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冷眼旁观不是解决韩日之间难题的根本处方。安倍政权宣布要检证河野谈话后，韩国政府表示了极度愤慨。但是相比反对，我们还可以考虑选择拥有良知的人士组成韩中日共同调查团，干脆进行一次彻底检证。
专家们说，证明日军强制征用慰安妇的客观资料非常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一一进行调查，使日本无法再次提出类似主张，这样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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