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开发院（KDI）在进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调查，旨在对日本“失去的20年”进行精密诊断，作为韩国的反面教材。日本泡沫破碎后，从1992年到2000年先后9次投入了124万亿日元巨额财政，最后依然未能成功激活经济。KDI的研究显示，这笔公共投资的53%都集中在道路、港湾和机场建设方面，而在边际生产力较高的信息技术（IT）和铁道建设上，投资比重仅占10%，也就是说，日本的道路、港湾和机场的边际生产力只有IT和铁道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日本在政治逻辑与地区利己主义的影响下，公共投资目的遭到歪曲，导致经济持续处于停滞状态，没能切实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那么，韩国的情况如何呢？韩国的地方机场经常鲜有乘客，高速公路对比国土面积的长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五，国道长度排名第七，但是政府与政治权依然在习惯惰性的驱使下，不断将财政投资倾注到边际生产力低的社会间接资本（SOC）上。 　

此外，还有必要对不同年龄层的生产力和消费倾向进行精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像日本一样制定笼统的经济刺激方案，拿出“因地制宜”的有效政策。韩国社会的三四十岁群体是生产力和消费倾向最强的群体，但这一群体的实际工资在2008年之后一直止步不前，还要面对家庭贷款增加、传贳(韩国特有的租借方式,向房主提交保证金,合同满后,全额退还)租房价格上升和巨额私人教育费的压力。放宽服务行业规制门槛，“以内需为中心拉动经济增长”当然是对的方向，但如果不能让这一群体打开钱包，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 　

韩国也必须考虑转变大方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严密探讨不同领域的边际生产力，对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现在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投资SOC，投资IT网络或研究开发（R&D）能够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此外，韩国社会在投资看不见的软实力方面一直表现得相对消极。然而虽然对教育、技术等人力资源的投资“资本孕育时间”较长，但效率也会更高。 　

为重新找回经济活力，有比较将政策焦点放在三四十岁群体身上。政府应该增加公共租赁住房和民营租赁住房，减轻他们的住宅费用负担。此外，还必须扩大公共教育投资，缓解教育费用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使这一群体发挥好韩国社会“脊梁”的作用。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韩国社会应该把财源集中在哪些方面，问题在于，财源的分配权掌握在政治圈手中。KDI院长金俊经将世界经济圈分为胜利者和失败者两类，他说“一直保持稳健增长的德国和经济恢复趋势明显的美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政治圈行使领导权力时表现得非常灵活”。相比之下，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政治混乱则加重了本国的经济危机。韩国绝不能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的覆辙，现在韩国需要政治圈、政府和民众要团结一心，共同扭转经济发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