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运地成为了战胜国的法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一起，成为了分割占领德国的国家之一。法国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让德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军事·经济强国。1949年成为西德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表示，如果不能消除法国对德国的恐怖心理，那么德国就永远不可能在欧洲共同体中站稳脚跟。阿登纳把“法国政策”看作是西德外交的核心。他接受了对煤炭和工业中心——茨勒（音）的自治和对鲁尔的国际管理。他宣布暂时不会推进法国比较警惕的统一问题，放弃对于中部欧洲的霸权国野心。这是从“德国的欧洲”转向“欧洲的德国”的对外政策的变化。
法国也开始转变对德国，至少是西德的认识，1952年成立了由让·莫内开始推进、由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提议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这是由法国主导的积累信任的划时代项目。煤炭钢铁共同体从协商过程开始就承认西德的主权和平等地位。直到60年代，西德对于纳粹暴行的反省和道歉也是模棱两可，就像今天的日本那样，保守阵营否认并美化德国的过去。在这种氛围下阿登纳大胆推进与法国的和解政府令人关注。
每次政治领导人对于德国给欧洲邻国带去的痛苦和对犹太人的屠杀表达歉意时，保守与民主主义阵营之间都会刮起一阵风暴。美国的政治学者 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在名著《 国家道歉》（《Sorry States》）一书中把这样的现象称为“道歉的反作用”，这也适用于韩日关系。事实上，90年代日本的海部俊树首相和明仁天皇也就日本对韩国的暴行进行过道歉，之后历届首相也都有发表反省和道歉声明，但是每次都会引发保守与右翼之间的对立。如果西德的道歉和推翻道歉是一进一退，那么日本的道歉和推翻道歉就是一进两退，这就是德国和日本的最大区别。等到安倍的民族主义政府上台后，甚至没有进步，只有后退。
社会底层既是矛盾的温床，也是和解的基础。如果这样的社会底层没有变化，政府间、领导人间的协商与和解声明是不可能对社会底层发生变化上起到持续不断的贡献作用的。1995年的《村山谈话》和1998年金大中·小渕惠三的共同宣言在那时看来算得上是最大的外交成果了，但是这样的成果也引发了日本民族主义的保守与右翼之间更为强烈的争论，韩国对此的反应导致韩日关系走上了恶化的道路。
德国和解政策的受害国法国的反应分为两派。一派是通过积极的民间交流，构筑德·法和解的基础；另一派是用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北约组织，最后通过欧盟(EU)等多方机构来牵制德国。1963年，阿登纳和戴高乐签署的历史性爱利舍宫友好合作条约的一大重要内容也是通过大规模的学生交流、语言夏令营、缔结姊妹城市等来构筑广泛的和解基础。
韩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也应该从要求道歉的一边倒政策转向谋求日本市民社会变化的政策。没有必要对日本部分政治人士的狂妄言论一一作出回复。如果每年能有数万青年·学生进行交流，暑假期间在两国各国开展语言夏令营活动，缔结数百个姊妹城市，同时举行地方自治团体水准的交流合作项目，虽然很慢，但肯定会取得不错的成果的。
如果把韩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只交由外交官和政治人士来负责，那么百年过后也很难期待取得成果。政府要做的是至少要恢复破损的机能性关系，构筑交换军事情报等安全合作体制。这是东北亚地政学所要求的。在多方框架下，最重要的是韩日间的，多方的FTA。特别是韩中日FTA是提高相互依存度的最有效手段。在没有像因暗杀希特勒受到牵连而入狱的阿登纳、带领反纳粹抵抗活动的戴高乐那样具有道德权威的卓越领导人的韩国和日本，我们只能期待多方框架和社会底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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