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学教授郑大镛(经营学,音)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上都会给听课生发出这样的 “警告”,并奉劝大家“我的课不容易,所以那些没有预习信心的学生还是去听其他的课吧”。虽然郑教授做出这样的警告,但他开设的组织行为论和劳资关系论课程从2008年开始每学期都座无虚席。
郑教授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在学生讲课评价中被评为“教育优秀教授”。人气的秘诀就是诚实的授课态度及试图与学生进行沟通的努力。开课大约2周后,他就能背出所有学生的名字。虽然年过50,但是他在上课时总是不穿西装穿牛仔裤,还不让学生们称呼他“教授”,而是叫自己的英文名字。
对他来说,每学期进行的两次学生讲课评价是很有帮助的。郑教授说:“我会采用学生们的建议,来制定下一学期的课程。”在1996年引入讲课评价制度的亚洲大学从2010年开始在学校内部网上公布讲课评价结果,并向全体学生和教师公开教授的真实姓名及各项目的评价得分。一旦得到的评价较低,教授在晋升上就会受到限制、非专任讲师更是会被取消继续授课的资格。得益于这种体系,亚洲大学在本报的调查中登上了讲课认真的大学排名的第2位。

接受当面调查的学生们还对不认真的教授讲课和非效率性的授课方式提出了不满。“75分钟的上课时间里,我们教授有40分钟的时间都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自己就在那里坐着,剩下的时间都在播放、阅读演示资料,没有提问也没有讨论。朋友们都叫那位教授‘阅读PowerPoint 的男人’。” (崇实大学媒体信息系在校生)

为提高讲课质量而进行系统努力的大学,其在校生的满意度也较高。西江大学(讲课认真度排名第7位)设置了教授学习中心对教授实行授课监督。教学法专家会对教授的讲课进行录音并指出修改的地方。2011年受到讲课监督的国际人文学系教授金在雄说“专家们说我在讲课中手势太多,语速太快,我听后改正了这些”。金教授2012年被评为大学“教育业绩优秀教授”。

学生们的评价之所以相差较大,是因为不同学校、学科的指导教授制度都有所不同。学生自杀事件接连发生后,KAIST(教授咨询程度排名第2位)强化了指导教授咨询制度。该校数理学系4年级学生石东烈(音,22岁)说“我身体不好,经常为休不休学而烦恼,后来找到了教授。教授说‘暂时推迟学业也是可以的,休息好然后再下定决心学习,会做得更好’,教授的鼓励给了我勇气”。全南大学(教授咨询程度排名第7位)化学系教授每人分别负责接受三名学生的咨询,该系4年级学生郑禄岩(音,25岁)说“每个月都会和教授进行一、两次面谈”,“正在为考研烦恼,教授给我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我很感激”。

高丽大学在2008年引入了“专业指导教授制度”。是为了给所有学生分配指导教授,并且每学期进行一次以上的咨询。但是有不少教授虽然没有与学生见面却告诉学校“已经进行了面谈”。该校3年级学生郑某说“2012年我一次都没见过指导教授,但是学校资料中却显示我进行过咨询,真是不可思议”。最终,高丽大学在今年废除了这项制度。
在有关教育课程的11个细节问题中,得分最低的问项是“我是否听到了最希望听的讲课”(满意度55.42分),远远低于教育部门的平均分数(66.51分)。特别是延世大学、高丽大学、中央大学、弘益大学等考生们偏爱的位于首尔的私立大学,满意度最低。
为了进行高质量的授课,具备设施良好的教室也很重要。但是学生们对弘益大学、忠北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央大学、仁荷大学等学校教室的满意度较低。最近正在经历专业改组与合并阵痛的中央大学的日语系学生说“专业课教室太窄,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得从其他教室搬桌椅”。对于“教室数量是否充足”的提问,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仁荷大学、中央大学和弘益大学学生中作出肯定回答的学生比例低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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