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同盟在同中国的协商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给中国造成‘韩国外交偏向美国’的印象，那韩国对中国的外交立足地只会变窄。”

11月5日，在大韩商工会议所议员会议室内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评价和未来展望”学术会议上，韩国光云大学申相振教授说了这样一番话。意思是说，韩国需要有利用美、中两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机会的智慧。由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郑在浩）主办、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赞助的当日的学术会议分别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四个领域进行了发表。


外交领域的申教授这样预测说：“以后的韩中关系不会太平坦。”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华民族主义”。他说：“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越来越不信任，中国便从某种程度上动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中华民族主义’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保护贸易主义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很高的韩国来说，在韩中关系中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申教授又说：“没有必要被金正日体制崩溃以后中国会接手朝鲜的‘中国威胁论’式的思维方式所吓倒。”相反，韩国应该坚持不懈地说服中国在韩半岛问题上遵守国际规范。同时还强调，韩国应该集中外交力量取得中国的支持和协作。

与此同时，申教授还谈到，韩国应该关注胡锦涛、温家宝体制企图以过去30年之间的改革开放成果为基础逐渐取得东亚地区统合的主导权，即企图扮演“秩序创造者”的角色。中国现任政府和以前的政府不同，满怀自信地参与世界秩序和体制的创建。同时，对自己已成为强国的事实已不再遮遮掩掩。

关于中国政治改革，首尔大学教授赵永南（音）认为，中国今后实施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很小。过去的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要么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建设必要的国家体制，要么是为了巩固共产党一党专政。相反，定期举行进行自由竞争的选举，保障舆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国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民主化受到严重制约，将来改善的空间也很小。制度化政治有所发展，但是民主化政治不会有起色。

首尔大学郑永禄教授分析道，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间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摆脱了在自己这一代干出成绩的浮躁心理，有了为后世子孙造福的长远打算”。邓小平和江泽民等领导人不急不躁、顺应国际潮流决定国家政策，才实现了中国的持续发展。郑教授又提到，在8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抓住了第一次技术转移的契机。这次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再次成为中国从美国进行技术转移的绝佳时机。

另外，中央大学教授白承旭说，随着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被美国的资本回流机制用来填补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中国成为减轻美国发端金融危机负担的一个重要缓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