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1

本月20日，一位30多岁的失业青年在首尔论岘洞一家考试院中纵火，并使用凶器杀害了6名在火势中企图逃离火海的住宿人员。在他疯狂乱砍之下，在附近食堂工作的中国女性等人无辜丧命。由于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死者家属不但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金，就连举办葬礼的费用也分文难收。尽管如此，出于保护人权警察用帽子和口罩将罪犯的脸部遮盖起来。

# 案例2

1969年4月，日本东京某高中附近的一处金达莱花地里，该校1年级学生Kagami 宏的尸体让人触目惊心。第二天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让人吃惊的是，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死者的同班同学。他说，Kagami平日常常欺负自己，在案发当日当他向Kagami显示自己持有刀子时，Kagami还戏弄他说“你长得像头猪”，于是他就失去理智地砍向了Kagami。

这名犯罪嫌疑人被判为少年犯进了少年劳教所。此后，一度深陷老虎机赌博的Kagami父亲通过宗教活动来抚慰自己痛楚的心灵，20年后患癌症离开了人世；Kagami的母亲终日破口大骂，还不时晕倒；妹妹在无数次的割腕自杀等自残行为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时光飞逝，30年过去了。1997年，在一位自由记者的追踪下获知，他在少年劳教所收容了3年后获释出狱被父亲的小妾认养成为其养子，并改名换姓。此后，这位当年的少年罪犯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并成为一名辩护律师（奥野修司《我的儿子死了》）。

条件苛刻，金额数目少之又少 每年重大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其件数也屡增不减，然而对受害者的赔偿之路却是那么地遥远和迷茫。特别是类似此次首尔论岘洞考试院发生的这起“别问理由”式的杀人事件日渐增多。据警察厅统计，去年出于偶然和冲动而行凶、纵火后被逮捕的犯罪者分别为544人和813人。问题是这些犯罪者大部分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单身”，受害人很难获得赔偿。

所以国家为了照顾这些人设立了犯罪受害人救济金制度。国家对伤害生命、身体的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损失（过失罪除外）提供补助，因为国家有保护公民不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义务。但若受害人因为犯罪行为导致死亡，补偿金额最高只有1000万韩元。伤残补助分3个级别，分别可以获得300万韩元到600万韩元不等。

与此相比，日本不久前将死者家属救济金提高到最高2964万5000日元（相当于4亿多韩元），伤残救济金也细分为14个等级，最高补偿金额为3974万4000日元。为此今年预算也高达22亿3000万日元，超过300亿韩元。然而韩国用于犯罪赔偿的预算只有16亿韩元，相比之下不免有些自惭形秽。

犯罪受害人救济制度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大幅度缓和补助限制条件。现如今严格规定必须符合“加害人不明，或没有经济能力”，而且对于补助对象也过度限制，加害人和受害人如果构成亲戚关系，则被排除在补助条件之外。因此，有必要缓和补助限制条件，使得广大受害者都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助。同时，有必要进一步细分补助金，让受害人可以获得治疗费补助、收入损失补助、葬礼费补助等各种实质性的援助。

有必要组建犯罪受害者基金

我们现在不是统统将责任归咎于国家预算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组建一个类似美国联邦犯罪受害者基金(Crime Victims Fund)一类的基金会。美国联邦犯罪受害者基金拥有130亿500万美元（截止到2005年）的资金，为犯罪受害者提供治疗费、律师费、葬礼费和收入损失补助。

同时，虽然犯罪者的人权也需要受到保护，但我们不希望Kagami家族的悲惨情景（案例2）再次发生。即，不希望看到一段时间过后犯罪者堂堂正正地再次做人，而受害者及其家族却无法摆脱不幸的桎梏。为此，希望国家能够出面洗刷受害者的痛苦，为他们擦干满面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