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仅以双方的首席代表发言的形式进行着。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提议就确定停战线、交换战俘、停战的试行和保障的方案进行讨论。谈判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韩语、英语和汉语。代表发言时，发言内容会被翻译成其它两种语言。就联合国方的首席代表乔伊提督的提案，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主张应把外国军队的撤退问题加入提案中。虽然联合国方面主张这一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不是军人们聚在一起的停战谈判中应该谈论的议案，但结果还是无终而果。会议漫长而乏味，正如预想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难题。

图为在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中，朝鲜和中国代表们正聚在谈判场地来凤庄前照相。左起分别是中共军代表解方和邓华，朝鲜的南日首席代表和李相朝及张平山。朝方代表全都面带生硬且凶恶的表情，让整个谈判非常乏味。[美国陆军部资料]

如果停战，那应把哪条线划定为停战线呢？这一问题从一开始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朝方干脆主张把他们开始发动南侵战争的1950年6月25日的警戒线——38线定为停战线。这是我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再加上我军手上掌控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接受敌人的要求。在联合国内部出现了“把现在的战线接触线定为停战线”的主张。

其它问题也是如此。针对就什么问题进行怎样的讨论，双方继续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神经战。所以，在只有首席代表发言的谈判过程中，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为了在谈判中最大限度地反映韩国政府的立场，我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但在就连设定议题本身都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至今都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从来凤庄主楼建筑的谈判地后方总是散发出油的味道。这种味道很香，好像是炒野菜和肉时散发出的大豆油香气。那里正在准备朝方代表们的食物。

我们在来凤庄附近的人参馆解决午饭等饮食的问题，只有简单的三明治和饮料。总而言之，在这场没有进展的漫长谈判中，我的视线正在转向别处。

尽管如此，在谈判桌上，我应该随时关注对方的举动。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发言机会，所以与坐在对面的人进行眼神较量便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对面坐着朝鲜军的李相朝少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盯着这位给人不太好印象的李少将。

漫长乏味的谈判仍在继续。记得有一天，我方谈判首席代表——乔伊（Joy）提督做了最后的发言，当他问道“都无话可说了吗”时，谈判现场暂时陷入了一片沉寂。

当时，李相朝沙沙作响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然后突然把纸拿起来给我看。上面写着“帝国主义的走狗，连丧家之犬狗都不如”。我被激怒了，心想“这帮人，现在正式开始心理战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太过于幼稚了。所以我觉得李相朝不仅是个可恶的人，同时也“只不过是个幼稚而拙劣的人而已”。

李相朝错看我了。后来我才听说，他感到我这个面无表情、始终沉默的韩国国军代表十分别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不愧是咸镜道出身的人，憨厚且寡言少语。相比之下，李相朝则看起来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后来，他从事了情报系统方面的工作，在就任驻苏联大使时亡命到了当地。

他在一个叫明斯克（Minsk）的地方过着亡命生活，而后于80年代末期访问了韩国。那次，我们是第二次见面。我记得好像是在首尔的某酒店里，我们聊了各种话题后我问道“你还记得当时开始停战谈判时，你给我看纸条的事吗？”

李相朝反问道“什么纸条？”我说“你不是说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吗”，“后面不还接了一句‘连丧家之犬也不如’的话吗？”我们两人都已进入了老年，所以并没有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询问而已。但是，李相朝却一个劲儿地矢口否认，并说“我记不起来了。我不可能那样做”。

他原来出身于釜山东莱的机张，而我出身在平安南道江西郡。南方出身的人为了朝鲜政权卖命，而北方出身的人却为坚守韩国战线而出现在了谈判桌上。后来每每想起这事时，我都觉得挺滑稽的。

李相朝比我大五岁，但他看起来很年轻，但同时又充满了悔恨。

当李相朝在谈判现场向我展示他写有辱骂的纸条时，其实我还是挺生气。当天从谈判现场回来休息时，我见到了乔伊提督，谈到了李相朝的纸条，“其实我特别想揍他一顿”。但乔伊只是微微一笑。

当天，我写了日记。后来翻看日记本时，发现了这样的内容。“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能赢过那些共产主义者们，那就是富国强兵。要想领先他们，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深深地印刻在年纪轻轻的我的心中的“富国强兵”，至今也是同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