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16日 (周二)
第一个脱北者“一级公务员”眼中的韩国和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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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脱北者“一级公务员”眼中的韩国和朝鲜
  • 卢在贤 评论委员•文化记者
  • 上传 2011.06.1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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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授出身的赵明哲(52岁)6月8日被任命为统一部所属的统一教育院院长。这个职位属于高级公务员(一级)。在超过2万3000名的韩国国内脱北者中,他是首位高级公务员。赵明哲于1994年7月来到韩国,截至最近他都一直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担任朝鲜经济专家。记者于6月11日在首尔江北区仁寿洞的统一教育院办公室见到了赵明哲院长。尽管当天是周六休息日,但他还是为了熟悉业务来上班了。

-各界一致首肯院长您的就任,到处都是一片祝贺的气氛。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我的负担很大,无法入眠。我不认为是因为我有实力才给予了我这个位置,而是给予脱北者的实惠和期待,是大韩民国政府和国民同朝鲜出身的人分享他们的既得权。这个消息在朝鲜也传开了。只有共享了既得权,才有助于统一过程。”

-您申请了开放的职位——统一教育院院长并被选拔,以前您就有这个意愿吗?

“来韩国后,我听到了一些疑问。大韩民国的基本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市场经济,全国民都是这样接受教育的,但受过教育的人们其思想和行动与受到不同教育的人一样。如果接受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教育,不是应该按照自由民主主义来行动吗?我很苦恼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教育太过于形式化了吗?是教育者没有认真教吗?没有按照实际来介绍朝鲜,而是根据传达者的主观想法来公开,还是是只教授了一部分,我曾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

-事实上,说到统一教育会有一种稍微无聊、生硬的形象,您怎么看?

“即使统一部费了很多心,但人力和预算还是存在限度。部长(玄仁泽)曾嘱咐说‘请到国民中去认真做事’。我将进行起身感受的教育。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学校,要进行‘上门教育’和照顾到每个人立场的‘针对性教育’,还将最大限度地应用Twitter和Facebook等信息化手段。”

-据说对朝政策是根据政权而改变的,是这样吗?

“我们通过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实现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我们必须通过坚实的安全保障,在守卫体制的同时改变朝鲜。必须把目标放在改变朝鲜上,根据情况来构思交流合作与制裁等多种手段。但很多人认为交流或制裁本身是目标。因为阳光政策也曾把交流合作视为目标,所以曾经受到机能主义的批判。”

-您的家庭在朝鲜属于“成分”好的家庭,是这样吗?

“父亲【赵哲俊(音)】曾是政务院建设部长(建交部部长),出身忠北报恩郡,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毕业于普通高中,解放后进入了金日成大学。曾去前苏联留学,专修了建筑工学,于1955年回国。平壤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筑物和兴南肥料工厂的复原设计都是由父亲完成的。母亲【姜河玉(音)】曾是人民经济大学统计学教授。因是是他们,我才能毕业于只有部长和次长的子弟才能就读的平壤南山学校(人民班·中等班·高等班)。”

-那么,您算得上是金正日的中学、高中和大学的后辈了?

“前主席金日成的五个子女都是南山学校的毕业生。金平日、金英日和我是同一时期上学的。进入中等班后,即使很亲近,也要求对他们说尊敬语。高等班时,连老师们都必须对他们使用敬语。”

-在朝鲜的要职上应该有很多您在南山高等中学的同学吧?

“最近好像是同龄的前后辈们被任用为部长和次长级别的趋势。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长吴日正(音)是比我大4届的前辈;外务省部长李龙浩(音)和对外保险总局局长徐东明(音)是比我大3届的前辈;朝鲜中央银行总裁裴龙天(音)是我的后辈。”

-您的父母都还健在吗?

“有的说他们被下放了,还有的说他们在平壤,大家说法不一。几年前还传说父亲去世了。”

-您是在中国南开大学任交换教授时脱北的,应该是好不容易才下的决心吧?

“我曾想让金正日政权因我的行动而受到刺激,从此打起精神,我还曾有过急躁的心情。自由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于我度过的几十年感到很委屈。朝鲜居民即使是停留在国外,每周末也要进行生活总结,被叫到大使馆去接受政策教育、学习和偶想化教育。1月1日会收到刊登在《劳动新闻》上的一整版的金日成新年贺词,必须把这些贺词全部背下来。在1月4日~5日左右,会测试是否全部背诵下来了,即使有一个收音错了,也要减一分,只有考到70分(100分满分)以上才能安然无事。既然花费外汇,把人送出来了,应该让人学习才是,这算什么呀?”

-虽然如此,但金日成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不是更好些吗?

“不是的。让大学教授们在学校内部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站排接受训练的地方就是朝鲜。教授的科目必须在6个月前制成讲义(一般有70个时长90分的科目),获得系主任、学院院长和副院长、社会科学系主任、社会科学系校长和第一副校长和校长等7人的批准。即使想看从国外引进的书和论文,同样也必须获得7个签名。如此一来,能有什么学术发展?下课后,两名学生特派员(fraktsiya)会跑向保卫部员,报告教授的发言。不然我怎么会在来到韩国之后不了解情况时,收到某大学的任教邀请时说‘如果想做教授,我就不会来这里’,从而拒绝了呢?但后来我才意识到是我误会了。”

-因为您是高层脱北者,所以韩国信息机构好像很费心“管理”您。您没有感到不便吗?

“我们的国民还真是不知道真相。我来到自由社会后的解放感非常大,所以也曾有过过度自由奔放的时候。1994年正是大学里大批游行的时候。我曾经很诧异,为什么在如此美好的世界里不努力享受学习,偏偏要游行呢。还在历代的政权中,各种批判之声层出不穷。不管是管理还是监视,都完全不是我所感受过的程度。也对,如果被人们察觉到了,那就不是信息机构了(笑)。”

-听说在脱北者们中有很多无法适应和遭遇挫折的人,是这样吗?

“就我个人来说,我工作17年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的历代院长和同事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如果无法包容2万名脱北者,那么要如何包容2000万名朝鲜居民呢?希望国民们能够以宽容的心来给予脱北者们温暖的目光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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