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着辉煌的经历。他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捅破了“竹幕”局面，并因为调停越南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活跃在政坛上。正在准备编写关于基辛格传记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称：“从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到巴拉克·奥巴马，基辛格都为他们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顾问。”但是，不仅仅只是像在青瓦台吃吃饭听听总统演说那么简单。在每每重要的历史关头，看《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专栏就会发现他敏锐的洞察力。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事件。但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随行记者、《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总编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称：“这对他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在这之后，在每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都给历届政府提出重要的建议，直至今日促成了G2共进化的局面，可以说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美国的领导者和中国的领导者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每当价值观的差异因世界性危机而发生突变的紧要历史关头，基辛格都能冲破文化的壁垒，充当“翻译”角色。
基辛格冲破西方人观念的时空屏障来看待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时间概念。基辛格指出，美国的领导人无论如何都希望快点下结论，可谓争分夺秒，但是中国领导人的价值观是“忍”。有一次，毛泽东曾对基辛格说：“我们是以千年为单位计算时间的。”从40年前看今天的G2，两国的建交也多亏了如此长远的规划。
基辛格在中国领导人身上还看到了圆滑的实用性。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导师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而是公园247年前即位的秦始皇。最先提议改善中美关系的是毛泽东。时逢美苏边境纷争的1969年，毛泽东向自己的主治医生问道：“北面和西面有苏联、南面有印度、东面有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进攻中国怎么办？”毛泽东采用了秦始皇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远处的美国。基辛格认识到中国领导人重视的是事实而非理念。
40年以来，基辛格的慧眼注视着每个历史瞬间，并具备把自己的战略具体化的精力和能力。作为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韩国也很有必要具备长期的视野和规划。自基辛格访华之后，1971年11月起韩国也开始了与朝鲜的秘密接触。次年5月初，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秘密访问平壤，促成了《7·4日韩朝共同宣言》。
然而，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被各自国内的政治所利用。当时曾被派遣去首尔的CIA分部部长唐纳德·格莱格（Donald Gregg，前美国驻韩大使）去了一趟平壤回来之后反复称“（金日成）是个很厉害的人物”。这表明，访朝成了实行维新的借口，而非统一。应该超越政权、具备一贯性的韩朝关系每次出现政权交替时都会发生动摇。且不说100年，连持续十年的蓝图都无法描绘出来。5年任期的政权全都专注于追求政绩了。
因为在协商中还有另一方，因此也不能单单责怪韩国一方。直到现在，统一部部长玄仁泽还表示：“对于天安舰、延坪岛事件是否道歉是朝鲜的选择。”这体现了韩国政府坚持根据朝鲜态度行动的原则。单单坚守原则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为了有所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像基辛格那样超越理想和现实的鸿沟，提出新发展前景的创造性思维和直接投身创造一番新局面的推进力。
虽然不要求像中国那样以1000年为单位，也不能像美国那样以100年为单位，但就不能构建稍微再久远一点的战略吗？如果说没有像基辛格这样的大人物，那么多数的专家们可以集思广益寻找对策。在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毛泽东的实用主义共同创造的“G2时代”，难道理念这个东西不是极小的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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