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从1967年开始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但是内部却周期性地研究核武装的可能性。在宣布“无核三原则”当时，佐藤首相也曾下达秘密审议核武装的指示。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防卫厅长官的1970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曾表示：“拥有小规模战术防御核武器在法律上是可能的。”总而言之，虽然拥有攻击性核武器在宪法上是很难的，但是为了自卫的小规模拥核是可能的，这是日本政界和官界的基础认识。
因两颗原子弹而成为战败国的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抵触感，即“核过敏”原本很重，因此支持核武装和军事大国化的意见在战后的日本社会难以轻易表露。平凡的日本国民改变原来的意识正是因为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研发。从1993年5月朝鲜研发了可以攻击日本的中程导弹开始，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日本国民开始接受日本在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攻击不再安全的“朝鲜威胁论”。1998年的大浦洞导弹试验成为“朝鲜威胁论”在日本社会扎根的契机，2006年的第一次核试验更是让“朝鲜威胁论”大放异彩。今年4月朝鲜第三次发射远程导弹时，虽然日本全境处于非常状态，但是日本国民当然地接受了。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自卫队的军人向金正日的照片行礼感谢的话呢？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正成为自招日本军事大国化这个大祸的祸根。
与朝鲜的核武器相比，掌握朝核问题关键的中国更加担心朝鲜政权的崩溃。因此需要特别的措施，可以让中国领导层切肤体会到，如果将朝核问题置之不顾的话，中国在其他层面上可能遭受严重损失的事实。尤其是中国对日本的军事举动反应非常敏感，麻生首相的“核武装发言”可能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加上麻生首相的发言是在与韩国总统的峰会席上提出的，情况更是如此。可是应该阻止这样的发言所积蓄的日本核武装的既成事实化状况，即日本核武装的“绝对恶”转变为“必要恶”。
对于没能预防朝鲜拥有核的韩国来说，剩下的现实替代方案就是“朝核管理”。寻求通过朝鲜内部的变化，使其自动放弃核武器的途径是明智之举。怀着一举消除核武器的急躁心情，对朝鲜问题“孤注一掷”付出巨大的代价，对国家利益是没有丝毫帮助的。笔者认为，韩国需要从政府的层面立场鲜明地反对日本的核武装。
全星勋 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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