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行动经济学者卡内曼以及特维尔斯基为了研究人类的选择以及判断能力所设置的实验稍加变形之后所提出的问题。在实验当中，选择A的人有72%，而选择B的人有28%。
让我们稍稍的改变一下题目。同样的情况下，选择退路A，有400名部下死亡，相反，选择退路B，那么谁都不死的概率为三分之一，而全部阵亡的概率为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A的人只有22%，而选择B的人则多达78%。
理论上来讲，无论任何情况，选择A与选择B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根据题目的表达方式的不同，人们的反应极端不同。即使结果相同，与“令400人阵亡”的方案相比，人们均更加偏爱“拯救200人”的方案。这是因为事关人命，与科学性的合理性毫无关系的，人们均更加偏爱能够拯救人们生命的方案。无论如何希望有更多人生存下来，这是人之常情。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道应用题。一个拥有8000名员工的工厂正在面对着破产危机。如果公司破产，8000人将全部丢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公司有两种牺牲方案。A方案，2500人丢掉工作；B方案，有5500人保住工作。那么如果人们的反应符合此前提到的试验结果的话，那么选择B方案的人将占据绝对多数。这是因为“裁去2500个职位”的方案比保住“5500个职位”的方案更加令人感到痛苦。然而，这种选择只是外界人士的想法而已。选择B方案，对于外界人士而言可能是安慰，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毫无帮助。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5500人留下，同时有2500人必须离开。
或许各位都猜到了，这就是双龙汽车公司的情况。为了方便，职工人数稍有不同，事件的本质却与事实完全相同。裁员对象当中已经有1800人决定离开公司，而拒绝整理解雇的600多人争占据着工厂进行静坐示威。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进行这种毫无希望的斗争呢？！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因为一部分人的反对可能导致所有人都丢掉工作。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现在双龙汽车公司事件的本质不是有一些人必须离开，而是围绕着谁应当离开的这一问题而产生的内部矛盾。在之前提到的指挥官所面临的情况当中，没有提及究竟让谁去死与让谁继续生活。如果自愿要求赴死的人数不够，那么选择生死是十分困难而又十分残忍的事情。在发生海难时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坐着救生船离开，船长与船员则留守到最后。但是为了企业能够实现重生，必须首先留下有能力员工，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平静地接受整理解雇的命运，那么针对谁应当留下的问题，员工之间必然会爆发最为严重的生存战斗。这就是为什么静坐者会极端地表示“一起死吧”的理由。
问题在于如果一起死，那么不仅斗争不会取得利益，斗争本身也变得毫无意义。虽然笔者用了“赴死”这一比喻的说法，但是解雇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死亡。为了生存，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而进行斗争无可厚非，但是在得到足够多的回报的时候选择妥协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如果原本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静坐示威最终出现极端恶劣的流血事件，那么谁能够负得了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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