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创始人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在《幸福的经济学》中指出，幸福的三要素是①物质财富②健康③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关系。财富与其他因素不同，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便不会再提高幸福度，因为物质带来的幸福的边际效用会不断降低，最终会收敛到零，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
韩国的人均GDP从1953年的67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32142美元，增加了480倍，但幸福感却没有同步提高。韩国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指数”中的排名从开始该项调查的2012年的第56位下降到2022年的第59位，自杀率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连续20多年高居首位，特别是30岁以上的自杀者呈减少趋势，但10~20岁的自杀人口却在增加。20多岁的抑郁、焦虑症患者也从2017~2021年的13万人激增至28万人。
从表面上看，韩国虽然是排名前十的经济大国，是世界为之狂热的韩流文化输出国家，但很多韩国人都觉得自己很不幸。从小就被迫卷入激烈的竞争，在不断的挫折中产生挫败感，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自尊心受伤，偶尔成功一次就会炫耀和作威作福，这是压力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高压(high tension，高度不安)社会”的典型面貌。
最近“随机犯罪”的激增也与此不无关系。“想让别人也不幸”的赵善(音，33岁)和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的郑有贞(音，24岁)是这种“漩涡社会”产生的怪物。韩国人从出生开始就像被卷进一个漩涡一样奔向名牌大学、专业性的工作和好房子，但现实中大多数人都在竞争中被淘汰。在逃避竞争时刷刷手机看看社交平台，却只看到处处弥漫着张扬消费主义的名牌和奢侈品，这只会更加增加相对的被剥夺感。
“人们说，幸福就住在那里。于是我混迹人群之中前往，却带着满脸的泪痕归来”——德国诗人Carl Hermann Busse的《Uber den Bergen(山的另一边)》)。
正如Carl Hermann Busse所说，幸福其实未必很遥远。消除社会的两极化是很要紧，但与此同时个人的意识也需要改变。不和别人比较，专注培养自己的自尊，对拥有的东西感到满意并懂得感恩。约翰·穆勒指出，幸福的本质不是追该被世界规定的一刀切的目标，而是以主体的决断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