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委员长崔时仲一行去日本访问，结果在成田机场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在机内检疫过程中，随行的一名记者体温达到37.8度，这样大部分记者们被暂时隔离起来。日本政府将新型流感疑似病例的体温标准定为38度，但是检疫当局的内部标准是四舍五入后达到38度就坚决进行隔离。幸运地是再次检查的结果为37.4度，这样一行人才被“释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只好被隔离在成田附近的设施中与外部隔绝一周。

企业中同样采取着非常措施。最近在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员工们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出国回来，5天内都不需要去上班。此外，从外国来的客人干脆不带进公司的办公室。紧急情况下，负责人将在外面戴着口罩和外国客人见面。笔者认识的一名出版社记者因为5月休假中到过韩国，所以足足有十天时间在家中侯命。NEC总部正门设置了红外线摄像机，检查上班的员工是否发烧。街道上或者地铁中随处可见的就是口罩。

这样的话，自然有人就会说“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新型流感只是症状轻微的弱毒性病毒。虽说日本的感染者增加，但是并没有病例表现出严重的症状。再加上有效治疗药品达菲（tamiflu）、瑞乐沙（relenza）已经有相当于日本总人口三分之一，即3800万名的用量。一名日本人在安静听完我抱怨后做出下面的解释。

“在韩国听到是‘弱毒性’的话，大家会不会想‘啊，那样的话就没有问题啦’，但是我们日本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们会想到‘在日本出现了很多死亡病例的西班牙流感最初就是弱毒性的’，因为基因不同。”

1918年3月份，美国堪萨斯州发生的西班牙流感最初被称为“3天感冒”，就是说三天后就会痊愈。但是在6个月时间中病毒发生了变异，在日本有45万3000人因此死去。正如猪流感病毒发生变异可以从人传染人一样，新型流感和西班牙流感有着相同病毒结构，所以也毒性可能会在瞬间增强。

当时连病毒的概念都没有，所以很难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单纯的比较，但是日本人对新型流感的应对反映了他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价值。与最佳的选择相比，日本人更倾向于避免最坏结果的选择。即使赚不了大钱也不关闭门而是长久持续下去，这就是日本人企业经营的最高价值。因此他们推崇坚持咬紧牙忍耐、选择避免最坏结果的德川家康。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可以在往往追求最佳解决方案的韩国方式和为最坏结果担心的日本方式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