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政府”的主要人士都是长期从事民主化运动的所谓“86集团”(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的60后)。而文在寅总统本身虽不算“86集团”，但也曾因参加反维新示威而被开除学籍并被强征入伍。然而，这样的人物执政，却为何反而陷入进步知识分子崔章集教授所指出的“民主的危机”呢？
是因为“旧势力”的抵抗吗？每周六在光化门举行的大规模“太极旗集会”已经以惨败收场。在此前的国会选举中，保守在野党“我们共和党”(0.74%)的得票率与许京宁的“国家革命党”(0.71%)相仿。是保守在野党影响了国家民主？未来统合党加上亲在野党4名无党派议员，也只有107个议席。
威胁民主的永远是权力，民主化运动是市民群众对抗绝对权力的斗争，这与掌权者是否进行过民主化运动无关。然而，现任政府的掌权者却始终带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他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武器攻击反对势力，却不认为这是一种“镇压”，反而自以为是在抵抗。他们制造了一个“永久既得利益集团”的幻象，因而失去了作为掌权者的责任意识。
司法机关是民主主义的最后防线。议会是实现权力之间的制约平衡、防止独裁专断的前线，而司法机关是对各种问题作出是非判断的堡垒。司法是否独立，是判断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标准。民主主义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高领导人也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如果最高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将法律用作一种统治手段，这就会变成独裁。
拥有权力的人很容易在民主上出现倒退，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历史上文总统因为反对维新而被开除学籍的“维新宪法”就是如此。“维新宪法”规定国家总统并非行政机关首脑，而是凌驾于三权之上享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元首”，有权任命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和所有法官，并有权颁布紧急措施架空国会权力，甚至有权解散国会。当时总统的至高权力仍然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而掌权者用改革、民主化或提高效率等词藻对这种做法进行美化的动作更加值得警惕。总会有政权的极端支持者佩戴袖章狂热追随政府的各项政策，动辄出动键盘大军，认为所谓键盘侠的观点就能代表民意。
在政局再混乱，司法机关仍是最后的堡垒。即使在被视为“腐败温床”的日本内阁制政府中，也发生过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检方逮捕的情况。如果受到任命上任的权力机关一味听命于通过民选上任的权力机关，司法正义就无处伸张，法院和检察院就会失去公信力，国民就会失去有力的靠山。
现在韩国的司法机关一片混乱。法院分裂成不同阵营，不同法官作出的判决迥然不同。法务部部长与检察总长不和，检察总长与中央地方检察院检察长不和，乱象丛生。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同类案件，不同检察官和法官却能做出有罪或无罪的不同判决。法院的判决变得像“六合彩”，毫无任何原则可言，法律彻底沦为政治的附庸。
法务部宣布要对检察系统进行改革，计划限制检察总长的权力，要求检察机关在对掌权者进行调查时，从内查阶段开始就要把情况汇报给法务部部长，并计划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那么，在检察机关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中间，哪一方的权力更为独立？哪一方会对高官的权力型腐败犯罪进行更为彻底的调查呢？成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调查高官腐败犯罪问题，是为了更好地针对当下掌权者进行调查。文总统也向尹锡悦检察总长说过类似的话。
设置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要求掌权者首先严格律己。然而，回顾近期针对多起高官犯罪事件的调查过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前法务部长曹国事件、前金融委员会金融政策局长刘载洙(音)事件、介入首尔市长选举事件，还是在前任正义记忆联盟理事长尹美香事件、LIME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事件上，针对当下掌权阶层的调查总是会引起巨大纷争。对掌权者开展调查的被视为“积弊旧势力”，阻止调查者则以“改革派”自居。检察和媒体通过挖陷阱、制造假新闻、把有意开展调查的检察官拉下马，恨不得以改革为名把过去的检察官全部吃干抹净。在这种情况下，设置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意图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文总统的自传《命运》中写满了检察官在调查卢武铉前总统时表现出的敌意，对“田埂上的手表”事件表示愤慨。然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改变腐旧的调查习惯，而不是运用权力将有罪变成无罪。这样做不仅无法成为改革，反而会导致新的积弊。同样地，通过挖陷阱、泄露假录音文件进行改革，也不可取。
改革的主张应当在立场互换时仍然有效。针对朴槿惠前总统的调查完全没有问题吗？针对司法垄断事件的调查不存在过火之处吗？这些都是现在被视为“积弊检察官”办理的案件。他们利用政权上任之初的舆论大规模展开调查，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问题呢？现在法务部的言行相当于否定了此前的一切调查。抑或是，所有己方人员都可视为无罪，对方则统统有罪？
总统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是领袖型国家元首。但有一项权利，总统必须放下，那就是调查和审判的权力。因为这是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