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想使其接受法律的审判并对我道歉
7月13日，在首尔特别市市长朴元淳生前指控其性骚扰的女秘书A某首次开口表达了个人立场。当日下午2点，韩国女性人权举报中心、韩国性暴力咨询中心等女性组织与A某的律师金在莲(普天下律师事务所)一起举行记者会，他们表示“朴市长的性骚扰持续四年，即使在安熙正知事和吴巨敦市长被曝涉入MeToo后也未停止”。
“发送只穿内衣的照片，要求身体接触”
A某和女性组织将朴市长被指控一案定义为“首尔市长通过权威而发生的性骚扰”。所谓“权威”，是指令人感到威慑的有形和无形力量。A某主张，朴市长利用自己的地位对曾经担任其秘书的自己进行性骚扰。这是A某方面在7月8日以《刑法》规定的通过工作关系上的权威而发生的性骚扰以及刑法上的强行性骚扰对朴市长提出指控后首次发表立场。
A某还通过律师公开了自己受害的具体细节。作为支持力量出席记者会的韩国性暴力咨询中心所长李美京(音)表示，“(朴市长)向受害者发送自己穿内衣的照片和淫秽短信，骚扰力度越来越大。即使在受害人调往其他部门后，仍保持着私下联系”，“不仅在工作时间，下班后也曾谈及私生活，进行身体接触，并发送照片”。
“朴市长从未向受害者道歉”
她表示，“这起事件必须查明真相，不能就这样过去”，“如果(朴市长)做出极端选择是为了谢罪，那么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他都应当向受害者进行道歉，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朴市长在做出极端选择前留下的遗书里写道，“对所有人感到抱歉”，但并没有特别提到A某和性骚扰问题。
金在莲律师表示，“(朴市长)看到受害者的膝盖上有淤青时说要给受害人吹一吹，接着就把嘴唇贴在了受害人的膝盖上”，“还把受害者叫到办公室的里间寝室要求拥抱，进行身体接触，并邀请受害者进Telegram秘密聊天室，不断发送淫秽短信和自己穿内衣的照片，进行性骚扰”。A某已经将Telegram数字取证内容交给警方。
向首尔市政府内部人员求助却无人理睬
据称，A某在向警方报案之前就向人谈起过自己受到的骚扰。她曾在首尔市政府内部寻求帮助，但得到的回应大都是“(朴市长)不是那样的人”，要求调换部门也被告知必须得到市长的同意。金律师说，“我在今年5月12日第一次接到受害者的咨询，在26日接受第二次咨询时，听受害者详细介绍了情况”。
当日出席记者会的A某方面和女性组织要求警方对此案发表立场，并要求首尔市政府积极查明真相。韩国女性人权举报中心的常任代表高美京表示，“被告人死亡，不意味着案件本身不存在。希望警方根据调查结果，出面公布此案的详情”，“首尔市政府也应当成立调查小组，查明真相”。
选择在朴市长遗体告别会之后举行记者会，仁至义尽
他们表示，选择在朴市长葬礼仪式结束当日举行记者会，是为了防止受害者受到的二次伤害继续扩大。李美京所长说，“我们尽可能等到葬礼结束，等到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才举行这场记者会”，“已经仁至义尽”。
韩国性暴力咨询中心的副所长金惠贞(音)代为朗读了A某亲自写下的公开信。A某写道，“在庞大的权力面前，为保护弱小无力的自己，只希望能够得到法律公正平等的保护，只希望能够在安全的法庭上对其大吼一声‘不要再这样了’”，“50多万国民(请愿)的呼吁仍然改变不了的现实让我再次感受到权力的庞大，感到窒息”。
以下为A某的公开信全文
“我曾傻傻地认为，手能遮天。我很后悔。是的，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大叫出来，委屈地哭出来，并且举报出来。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自责了。这让我无比后悔。在长期的沉默中，我一个人承受了很大痛苦，很痛。我并不奢望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我只希望自己能活得有人的尊严。
面对庞大的权力，为保护弱小无力的自己，我只希望能够得到法律公正平等的保护，只希望能够在安全的法庭上对他大吼一句“不要再这样了”，我想哭喊着吼出自己很痛苦。我想原谅，想让他在大韩民国这个法治国家受到法律审判，想得到一句人之常情的道歉。在我鼓起勇气报案并彻夜接受调查的那天，侵害我尊严的人却自己放下了生而为人的尊严。
即使遭遇了如此的痛苦，我也从未想过死亡二字。因为不忍让那些爱我的人感到心痛。所以我很失望，至今不敢相信，希望他一路走好。我曾经犹豫过，担心这样做会给很多人造成伤害。但我看到50多万国民的呼吁仍然改变不了的现实，让我再次感受到权力的庞大，感到窒息。面对真相被扭曲、各种猜测满天飞的情况，我只能抱着害怕与沉重的心情，提笔写下这些。
今后我该如何生活呢？我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希望以后我和家人的生活能够恢复到平凡、安全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