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希拉里是校友。他表示，“希拉里是激进主义者。克林顿不来上课，但成绩很好，是个有名的‘滑头’”。与“众星捧月”的两人不同，约翰·博尔顿则是个“非主流”。博尔顿在高中时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是巴尔的摩的消防队员，亲戚朋友也全都是蓝领工人，所以博尔顿家并不宽裕。但博尔顿的“头脑”令人惊叹，不仅进入了巴尔的摩最顶尖的寄宿高中就读，还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在富贵人家出身遍地的学校里，博尔顿遭到排挤。也许歧视是一种恶性循环，被歧视的人也会歧视别人，博尔顿的性格开始变得越来越孤僻。此外，他父亲的经历也对他造成了影响。1968年，因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巴尔的摩爆发了黑人暴动，当地共发生了1200起纵火案。当时只要消防车出动，暴徒就会切断消防管道，并且在建筑顶上狙击消防队员，因此导致很多消防队员殉职。博尔顿的父亲试图对他隐瞒这种苦恼和恐惧。看着搏命出工的父亲的背影，博尔顿对有色人种的憎恶也随之不断加深。

博尔顿在卸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后(2007年)出版了回忆录，书中提到了2006年潘基文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时的情景。他写道“日本在预备投票中向潘基文投了反对票”。因此博尔顿会见日本大使忠告称“不要成为众矢之的”，随后一开始的赞成13票、反对1票、弃权1票(第三轮预投)转变为赞成14票、弃权1票(第四轮预投)。日本对此回应称“这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日本早就倾向于赞成潘基文秘书长。相反有传闻称，初期英国支持前英属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的候选人，而法国则比较忌惮有亲美倾向的潘基文秘书长。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但当时确实存在“博尔顿藐视亚洲”的不满和担忧之声。

实际上不仅是亚洲。博尔顿在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期，总是与各国大使发生冲突。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时，博尔顿还曾毫不留情地将提出异议的职员撵走。总之，他无法容忍与自己肤色、国籍和想法不同的人。

即使如此，博尔顿还是自诩为“实用主义者”，并举出了“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新阐释”为证。

韦伯斯特在183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当时英国进入美国领海，击沉了要求加拿大独立的叛军舰船“卡罗林(Caroline)号”。韦伯斯特随之训斥英国称，“在进行自卫性先发制人攻击时，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包括‘紧迫性’、‘压倒性’、‘缺乏替代方案和手段’和‘缺乏深思熟虑的时间’”。该四项条件成为国际法惯例。但博尔顿提出了有些微妙的逻辑称“可将这四项条件用于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攻击”。他主张称，在181年后的今天，时空概念和武器杀伤力已发生改变，所以可以据此对法律进行新的阐释。虽然有些怪异，但这就是博尔顿的方式，令人难以预测。

有人期待称，“他进入政府后可能会改变”。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博尔顿的破坏本能似乎应该被视为“常数”而非变数。本来韩国单为应对特朗普一个人就已经十分头疼，现在又来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难缠的对手，着实不走运。

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彻开玩笑称，“韩方所说的‘天安舰沉没事件’的主犯就是我金英彻”，而且之前一直被朝鲜谴责为“资本主义颓废风”的韩国女子组合登上了朝鲜《劳动新闻》头版，由此来看，韩半岛似乎真的迎来了春天，但博尔顿的得势令人感到华盛顿的春天似乎还很遥远。这一温差不禁让人倍感压力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