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一般指“皇帝治理的国家”或者“统治其他民族的政治体制”。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标榜人民拥有主权的共和国中，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走上帝国道路。21世纪的中国出现关于帝国的讨论，意味着什么呢？是否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呢？眼看“帝国论”因中国的迅速崛起而抬头，韩国作为其邻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一般来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大多来自于民主主义。但现在中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从帝国理论中寻求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在这里，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统一成为了中国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本身就意味着国家稳定。

因此，中国才会存在意为天下统一的“大一统”思想。历史上中国的所有王朝无一例外都以统一天下作为追求的目标，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摆脱大一统的诱惑。在中国，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并非来源于统治者本身的民族，任何成功实现大一统的王朝都被中国人视为正统的中华王朝。中国正统的根源来自“天”这个中华式政治神话。

中国西汉时期的儒学家董仲舒利用所谓“天→天下→民→天子”和反过来由“天→天子→民→天下”构成的天下思想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统治合法性框架，从而形成了中华帝国完整的统治意识形态。

但是，这里的“天下”以中华或中国为中心，只有将周边的“四夷”纳入其中,才能实现这一概念。因此，大一统的意义就是将周围四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帝国性”本身就是一种受到中国历史认可的存在。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支持“中国＝帝国”理论的三位著名知识分子。首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的书，得到了中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的主流杂志甚至专门为这本书开设了书评专栏。

赵鼎新在书中主张，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传统并没有因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也就是说，大一统的传统经过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的当代中国。

第二位是堪称中国新左派代表性知识分子的汪晖。他表现出了对“大一统帝国”的强烈欲望。他所追求的“跨体系的社会（trans systemic society）”堪称古代朝贡体系的升级版。因此他认为，西藏、维吾尔、台湾、香港等问题并非中国的边境问题，而是中国的中心问题。

第三位是日本的文化评论家柄谷行人。他在自己的著作《帝国的结构——中心、周边与亚周边》中主张，中国应利用帝国的原理克服美国的帝国主义。

他还主张，现在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是重新建构帝国。但是，为了重新建构这个帝国，中国需要一定的条件，那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分析认为，如上这些研究中国的主流学者纷纷提出中国至今仍明显存在大一统帝国思想的观点，旨在婉转告诉大家，以后的中国必将重新构建大一统的帝国。

知识分子对于“帝国”的想象与中国政府发展的方向存在密切联系。他们有意将帝国的统治形式视为解决现在主权近代国家问题的一个备用方案。在这里，帝国的概念不同于带有浓厚侵略倾向的帝国主义，而是一种只注重征服周边国家，而不进行殖民统治、不追求同化对方的松散形态。对于他们来说，中华帝国不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价值。

帝国的制度和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中国历史学家易中天的说法，看似与帝国相反的邦国制度正是帝国的基础。周朝邦国制度的核心是以自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封建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在重视稳定高于一切的中国，它不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价值，明确区分了天下、国、家的等级，这就是所谓“封建”。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度、社会制度是宗法制度、文化制度则是礼乐制度。

这套制度曾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越的制度，它的创始人是周公。孔子之所以在梦中也对周公念念不忘，也是出自这一原因。此后虽然由位于边关的秦国完成统一，但这一制度依然延续到了汉朝，并实现了大一统帝国，便是因为中国有着极其成熟的封建秩序基础。

秦朝制定出大一统的国家体系，并创造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奠定了中华王朝的基本架构，并为中国留下了不直接统治周边其他民族，允许其自治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传承到了现代中国。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不担心这种以大一统帝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思维可能对韩国等东亚地区造成的影响。大一统的帝国是个“儒表法里”的结构。目前儒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必然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转变成儒家与法家的结合。届时，中国实现社会融合的平等理念很可能会变得有名无实。

特别是，从常识角度看待关于帝国的各种讨论，中华帝国这个概念本身就与“近代”理念存在根本冲突。按照《帝国》一书作者赫弗里德·蒙克勒的说法，“霸权”指在由形式上平等的政治主体之间构成的集团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帝国”则连最低程度的形式平等也不复存在，将弱小国家的地位降格成了从属国或卫星国，存在形式与实质的悖论。

最近在中国鼓吹帝国论的人们倾向于支持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对立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框架。他们认为，为克服近代的问题，必须回到传统时代的帝国理论，从中寻找突破口。但这种帝国理论虽然反应了中国崛起这个事实，但如果不能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紧张关系相结合，不仅无法被应用到现实政治之中，还可能会沦为反西方的中国中心主义思维。

夹在候任总统特朗普主张孤立主义的美国和准备回归到帝国模式的中国之间，韩国必须时刻保持紧张和平衡两边关系。因为韩国必须设法引导东亚东亚朝着多元世界的方向发展，避免中国走上大国主义的道路。

作为中国这个大国的邻国，韩国在与中国对立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与中国的共存。150年前先后经历过“西方冲击”和“日本冲击”之后，韩国是否已经充分认识到即将到来的“中国冲击”？现在韩国必须冷静看待两国之间国力和规模的不对称，在以主权国家身份主张本国权利的同时，还应做好接受和拒绝的两手准备。

这一做法在对待美国时也同样适用。孔子不也曾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吗？这里的仁者指的就是没有私心，可以对问题作出综合判断，拥有卓越见识的人。

◆赵京兰

曾在成均馆大学凭借“中国的社会进化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著有《国家、儒学、知识分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地图》、《20世纪中国知识的诞生》等多部著作。目前正以峨山书院外聘教授的身份活动，并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