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与正在专心准备就业的大学生见面，他向大学生们建议“长期来看，在中小企业和中坚企业多经历一些，可以提高实现梦想的可能”。但一位大学生对此针锋相对地表示“大人才要改变认识，不要一味指责我们眼光太高”。甚至有人表示“指责我们眼中只有大企业的话语感觉像是一种语言暴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的数据，愿意在中小企业就业的青年人数实际只有不到3%，因此才会出现大企业招聘考试人满为患，现场技术岗位和研究职位却招不到人的不均衡现象。

站在青年人的角度来看，情况却完全不一样。根据本报分析，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初薪差距高达每年700万韩元，而日本的这一差距只有130万韩元。在工资随着工龄不断提高的“工龄型工资体制”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只会逐渐拉大。而且大企业的正式员工可以置身于强有力的工会保护下，争取更多权利。一旦进入中小企业或成为合同工，再想进入大企业或成为正式员工就会比登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就业的青年人必然会争先走上大企业或国企就业的独木桥。

由于企业、政府以及工会的漠视，青年就业者在就业市场上受尽了冷眼。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消息称，调查显示，2013年员工规模超过1000多名的企业中，因为公司问题失去职务（失去雇佣保险）的劳动者约占整体劳动者的2.6%，其中64.6%都是29岁以下的青年劳动者。考虑到在员工规模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29岁以下劳动者的比例约占24.3%，相当于青年劳动者成为了企业结构调整的对象。事实上，根据调查结果，在全国企业工作的20多岁劳动者中，约有一般人的工龄都不到1年。KDI研究委员尹喜淑（音）表示“连工会也主要为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利益代言，导致保护青年人群工作岗位的问题受到了疏忽”。 　

若想切断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急需对劳动市场进行改革。大企业正式工工会应该克制过度要求提高工资，想办法缩小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同时通过引进工资高峰制度（salary peak，达到一定工龄后，删减工资，以此来保障退休年龄的制度），延长退休年龄，使正式工的养老问题得到保障。只有这样，青年工作岗位才会逐渐增加。瑞典就是一个代表性例子。瑞典去年的青年失业率为14.8%，比一年前（17.2%）下降了2.4个百分点。瑞典总工会（LO）2013年8月与经纪人总联合会（SAF）协议降低初薪水平，用相当于原有初薪75%的薪金录用青年就业者。LO的拉赛顿局长表示“若想降低高居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必须做出让步”。这一协议内容次年生效，成功拉低了青年失业率。

也有不少人担心，政府草率施压企业上调工资，会导致青年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集中精力通过劳动改革延长退休时间，减少青年失业，而不是一味上调工资。延世大学教授李志满（经济学）表示“只用引进一个工资高峰制度，就可以推动员工规模超过300人的企业增加24.4%的青年雇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