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去年年末前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及其亲信的被处决为契机，朝鲜的人权问题目前已成为公论。外界认为“对朝鲜权力部门的二号人物都能如此，那对基层民众又会怎么样呢”，同时也对无法继续对朝鲜人权问题视而不见达到了共识。还有舆论认为，在公开处决与政治犯收容所的恐怖政治之下对基本自由权利进行的蹂躏，现在是时候该积极介入了。民主党的《朝鲜人权民生法》的制定方针可能与此相关。

此前政府与政界的对朝人权政策还不够系统和全面，一直只是把重点放在离散家属、脱北者、国军俘虏、朝鲜婴幼儿等特定方案上。而且各个政权的政策也不同，缺乏一贯性。因韩国内部矛盾而未能制定出增进朝鲜人权的相关法案，所以也未能具备和平介入的根据与制度。这与从长远观念出发，以人权为轴心对东德采取压迫和支援并举的西德政府完全不同。

　这样一来，韩国的对朝人权政策也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存在很大背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朝鲜人权决议”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在采用，且赞成决议案的国家在不断增加，去年又成立了朝鲜人权调查委员会。没有比这更能清楚地展示国际社会对朝鲜人权改善的舆论的了。朝鲜对联合国的决议呈现出过敏反应，至少从外在修订了《刑法》等法律。美国议会自2004年制定出明确规定预算支援和朝鲜人权大使任命的《朝鲜人权法》以来，曾两次再度核准过。日本也于2006年针对朝鲜绑架日本人制定了《朝鲜人权法》。虽然各国针对朝鲜人权法的重点不同，但共同分母都是改善普遍性人权。而韩国作为朝鲜问题的最大当事人，却未能制定出增进朝鲜人权与和平介入的法律框架，这点令人遗憾。对东德的人权改善作出最大贡献的不是国际社会，而是西德的实用性人权政策，这点值得我们关注。

考虑到朝鲜的现状、国际社会的动向与国内舆论，现在是制定朝鲜人权改善法案的最佳时期。而问题是方向。新国家党提出的改善法案以改善自由权为核心，涉及朝鲜人权大使、人权基金会、人权纪录保存所的设置等。而民主党提出的法案的核心则是通过对朝支援改善生存权。他们都赞同朝鲜人权法的必要性，但分论却不同。

虽然可以预想到今后进行法案审议时的艰难性，但朝野双方都有必要参考一下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正如联合国层面的《朝鲜人权报告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关于朝鲜人权的争论中，自由权与包括粮食、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很早以前就是两大核心轴。只有让改善自由与改善生活这两个轴转动起来才能改善人权，这一点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一样。朝野如能从这一原点出发，就能将普遍的人权价值与韩朝关系的特殊性结合起来。韩国给朝鲜当局的信息很明确，可以从根本上获得朝鲜民众的心，也可以使韩朝关系获得进展。朝野没有理由在2月国会中制定不出朝鲜人权政策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