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拥有尖端技术与情报集中的现代文明显示出了极端的两面性。利用最尖端技术进行的信息垄断可以进行长期的秘密情报搜集工作，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泄密而面临决定性危机。一个国家最强大的优势同时也可以成为该国家最脆弱的弱点。现在，信息与技术的集中导致的垄断所具有两面性也成为了企业与组织中的一般现象。
那么，在所有部门都无法避免这种现象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在个人伦理与组织利益、情报能力与国家运营之间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标准。这也是处理协调人类与技术、良心与组织伦理、个人自由与整体利益的根本问题。如果在公共对话与活动之外，个人领域的活动也受到监视，那么将抹杀个人的所有自由，导致人类共同体最终崩溃。
其次，将这次事件的焦点转移到美国内部，可以看出美国民主主义的大幅度后退。马克斯·韦伯早就强调过，为应对现代国家的两大潮流“官僚化”与“企业化”，必须进行“议会化”与“民主化”，强调应该通过恢复代表与政治的本来角色，恢复“议会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本质，来应对官僚与企业主导的“官僚国家”与“企业国家”。
号称世界第一个国民国家的美国一直都是传播自由、平等、民主主义、主张议会政治和进步、反对全体主义、救助贫困和实施外援的领军国家。但随着政治的角色被缩小，美国逐渐成为官僚国家与企业国家，在现在的美国，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两极化、双赤字、道德松懈等极右主义与政治消失、国家危机长期共存。美国政治学者威西奥多·罗维表示，美国建国以来，逐渐从议会（主导）国家变为总统（主导）国家，然后变为了资产管理人国家（receivership state），已经丧失了法制、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威。而且，情报机构与检察的角色增强，造成美国在官僚国家与资产管理国家之外，还多了一层情报国家的性质，进一步破坏了民主主义与国家能力。美国究竟能否克服民主主义与国家危机？
最终，说起世界政府与世界监视的幻想，实现世界和平与人权保护，应对恐怖主义、军事攻击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整个地球必须面对的课题。在这一方面，全世界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唯一的帝国-美国。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通过遵守自由、人权、国家伦理与民主主义价值和方式来追求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在与其他国家一起，通过相互信任、对话、合作与外交等政治领域探讨这个问题时，不仅能够保证充足的道德性，还能够受到更大的成效。这也是民主主义体制相对独裁与极权主义的最大优点。拥有全球最强大情报能力的美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都未能在事前阻止珍珠港战役、中国参战韩国战争与9·11恐怖袭击等事件等严重的武力威胁，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问题的核心究竟在于何处，更不用提美国因为情报工作失败而丧失了进攻伊拉克的名分等事件。
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在情报工作超越情报沟通、情报管理与情报控制，走向情报独裁与情报极权主义的瞬间，就面临着被强力回击的结局。很多帝国都是在国家力量、文明、经济乃至军事、监视、情报与控制能力达到顶峰时开始走向坠落之路。特别是，我们有必要铭记，像蒙古、德国、日本与前苏联一样依靠警察、军队、情报、武力、监视与镇压维持的帝国都没有避免“短命帝国”的命运，而罗马、中国、英国、美国等强权与协商、武力与柔软性相结合的“柔性帝国”都得以长期存在。
人类已经因为数次世界政府与世界统一的观念而付出了惨痛代价。追求世界革命与世界霸权的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最终都沦为了极权主义或引发了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世界绝对不能只有一个单独的霸权，或者只追求单一的价值。单一的国家也不能对全世界进行监视。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由多种人群、多种价值与多个国家组成的，我们希望，美帝国能够早日恢复民主主义与世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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