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为了复苏经济和创造就业,急需企业积极投资的情况下,应该对可能打击企业投资决心的过度限制表明忧虑。但是尽管朴总统做了如此发言,企业对“经济民主化”的不安和国民对于“经济民主化”的混乱并没有平息。因为大选承诺中恰当的“经济民主化”的水平到底在哪里、具体怎样的立法才算是过度的限制都不确定。
朴总统谈到了企业拥有的现金和现金性资产规模,“仅其中10%投资也将与追加预算带来的税收扩大规模差不多水平”,敦促企业积极投资。这是在说政府会阻止国会过度的企业限制,企业也应有所响增加投资。但是仅凭这样的谈话能否促成企业扩大投资还是疑问,因为政府自己就在对大企业进行全方位的限制和施压。公平交易委员会和金融委员会以及监查院争相将大企业的活动归为不公平交易、不当得利、违法继承等,再加上国税厅宣布增加税收,加大对企业的税务调查。政府如此争先遏制企业却表示会阻止国会“过度的”立法,要求企业安心投资,这实在是自相矛盾。
朴总统表示“需要果断的支持,确定一下是不是存在为吸引外国企业而做了许多努力结果却让国内企业遭受反向歧视的问题”。政府表示为了敦促投资需要放宽限制,同时解释放宽限制与新的限制各种经济民主化措施并不冲突,现在又加上决心“果断的支持”,让人更加混淆。
事实上近来企业投资萎缩是由对企业限制的担心、世界经济的停滞和内需不振、新的投资对象不足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如果这样的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和投资威胁被解除,企业的投资自然会增长。如果政府真想增加企业投资,不是胁迫投资,而是创造可以投资的条件。第一步就是要整理政府的那些让企业投资判断产生混淆的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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