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围绕《韩日情报保护协定》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首先，提前在各个阶段做好彻底的非公开政策从侧面反映出了政府明确知道这件事情的挥发性和敏感性。再加上连协定的名称上都省去了体现本质的“军事”两字，企图掩人耳目。

议会是否同意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该协定的签订对象并不是从未侵夺过韩国主权的其他国家。与曾经否认、侵夺、吞并韩国国家主权的国家签订“军事”协定，如果这不适用于韩国宪法第60条规定的国会的缔结、批准、同意权，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会适用这一规定？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此次协定的签订，韩国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又是什么？韩日互相交流美国、中国、欧洲的军事情报，很难增进共同利益。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在“朝鲜问题”上的信息共有和交流了。实际利益基本是没有的。因为只要是朝鲜问题，除去韩国自己拥有的或者从美国方面获得的信息，基本不会从日本那里获得优质的信息。

如果李明博政府以来恶化的朝韩关系导致了韩日军事更加密切，那么这反倒成了更大的问题。自韩国建国以来，在“双边关系”上将所有历届政府都分开对待的“朝韩关系”和“韩日关系”联系起来的李明博政府还是第一个。将韩国的统一、和平、安全、主权问题直接与日本相关联，这是任何一届韩国政府都不会尝试的禁忌。

即便在美国施压下要求构建韩美日军事合作体制的情况下，李承晚还是拒绝了韩日“关系正常化”，朴正熙只将韩日合作局限在经济领域。此外，自卢泰愚的东北亚6国和平协议会议提案以来，金大中-卢武铉政府通过东北亚合作机构和六方会谈，虽然允许日本参与韩国的安全、和平、统一问题，但也仅限于“多边机构与多框架”范围。令人联想到建国前后的“反共”和“亲日”，打到“赤匪”和“亲日势力复活”的连锁行为，李明博政府对朝的憎恶和对日密切联系实在是韩半岛和平与统一的下下策。

为了朝鲜问题的解决与韩半岛的和平，即便是为了中国的作用增大和对朝压迫，也不应该采取韩日军事同盟的政策。追求在中国-苏联-朝鲜的社会主义阵营比当下的中国-朝鲜双边合作体制更为强有力的冷战时代都没有过的韩美日军事合作和同盟体系，这在美中G2时代也绝不是正确的国家政策。因为韩日合作和韩中合作并非二选一，而是均衡外交的要素。在独岛、慰安妇、歪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赔偿这些人权、历史、领土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是安全合作的重大考虑因素。在这些问题上，极右势力与军国主义者也就是日本要求保留军队、追求海外扩张的势力。此次签署协定的试图不禁令人思考到底它会惠及日本的和平势力还是极右势力，它是否会有助于韩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和平。从这一点来看，韩国的市民社会展现出了引导正确韩日关系的矫正能力，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同样也需要细心忖度（慢慢思考理解）美国的心思。美国自二战后一直将日本当做轴心国家来构筑东北亚的安全秩序。李承晚和朴正熙拒绝韩美日军事合作、军事同盟体制的理由在于如果日本抬头则会相对消弱韩美同盟。冷战时期，对于韩国来说，韩美“同盟”是超越单纯的“制止朝鲜”目的，同时具有“封锁中国”、“封锁苏联”、“牵制日本”的多层安全合作构图。就如秘密文件中显示的那样，促进、强化韩美同盟的主要原因依然是美日关系的强化。因此，凭借美国的压力使得日本的“军事”作用增大对于韩国来说无异于旧时噩梦的重演。韩国国民们清楚地记得，在《桂太郎-塔夫脱密约（The Katsura-Taft Agreement）》、《朴茨茅斯条约 （Treaty of Portsmouth）》、一般命令1号、旧金山强化条约、独岛问题、东海标记等问题上，美国曾为了日本而单方面牺牲韩国利益。对于韩国国民来说，美国主导的“日本抬头”、“韩日接近”绝非是有意义的历史根据。

李明博政府反反复复地出现那些往届政府几乎不会出现的几近于外交惨事的失败。从牛肉协商、ARF议长声明波动、朝韩首脑会议准备秘密接触、不断暴露的资源外交失败事例，到《韩日情报保护协定》推迟签名，作为一个有体面的国家，这根本称不上是“外交”，而是不断重复着令人羞愧的国际关系。在经营国家的过程中，外交失败会给共同体留下致命的遗产。包括总统在内的负责人应该在频繁的惨案前深入思考，不断反省。能够防止惨事发生的最好对策就是征求国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