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不能仅靠在司令部听报告看沙盘，只有亲临战场才能了解到数据之外的情况，比如对于战争来说最为重要的部队士气，这种心理因素是无法通过量化报告得知的。因此，作为一名指挥官，只有亲自深入前线，才能对战况有一个真实的把握。该照片拍摄于1952年4月2日，当时国军将士正在观看慰问演出。【美国国立档案与文件管理局】

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物资和装备被纷纷运往前线。当时那场金城突出地区战役可以算是中共军在停战前发动的最后一场也是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因此我让后方把一切可以动员的物资装备都运往了前线。

运送物资装备的车辆和部队挤满了从首尔到春川的京春大路，数量之多甚至令一般车辆都无法通行。

中共军在参战以来的三年间，一直把韩国国军作为猎物进行集中攻击。现在面对与中共军的大会战，国军再也不可能继续退却了，如果在这场最后的战役中仍然惨败，那么国军的自尊心将深陷谷底，再无翻身之日。

幸运的是，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内，国军已经成长了许多，早已不是那支被中共军一举击败后便溃不成军的队伍了。现在的国军即使被敌人打压，也会不断试图反击，即使被逼撤退，也会重整队伍继续迎敌。

1952年开始的“培养国军炮兵计划”也初见成效，国军炮兵已经能够准确瞄准敌人的阵地进行打击，对中共军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因此，眼下需要做的是赶快通过充足的武器装备布置好后方阻击线，重新将尚未丧失斗志的国军兵力组织起来。

我带着决不能失守的意志布下了最后的防线，并在这道有“怀俄明线（Wyoming Line）”之称的防线以北4公里处安排了主要防御区，然后迅速对兵力进行了配置。

我将兵力和装备损失过重的部队调到后方，将折损较小的部队安排到了前线，查漏补缺，像外科医生给遍身伤痕的患者动手术一样，要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利用自己一直积累的所有战斗指挥经验和军事知识，我迅速果断地完成了这场手术般的调兵遣将。

同时，我还把一些团部从师团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安排。打仗并无定式，我们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偶尔对部队进行重组，以此来应对面临的威胁。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金城突出地区，随着国军的后退，原本朝北凸成一个弧形的前线不断后移，甚至已经形成了凹形。

我没有只在帐篷中纸上谈兵，作为一名指挥官，只有深入前线才能对战场情况了然于胸。我必须亲赴战斗现场进行观察，听取前线指挥官的报告，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

指挥桌上的沙盘只能提供战场的大概轮廓，如果没有现场，所有战略都只能是抽象的构思。因此，我经常走出小土谷味的司令部，前往作战正酣的最前线听取一线团长对前线的报告，最常听到的是关于武器装备不足的抱怨。

为摸清敌人的情况，对战况有个综合的了解，我向地方派遣了侦察队，听到侦察兵回来报告“金城川以南仅有少数敌军兵力”，我马上判断，中共军已经放缓攻势正在徘徊不前。

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军不是一时满足于占领金城突出地区的成果，就是为占领华川大坝的力量不足。我根据在战斗中对中共军的了解重新审度了一下情况，他们是一支无法持续猛烈攻势的部队。

中共军虽然每次在发动一场战役的初期来势汹汹，但由于装备、兵力和物资的供应跟不上前线需要，他们常常无法持续猛烈的攻势。虽然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影响下，我军无法动用轰炸机对敌人进行空袭，但国军仍不断坚持反击，后方的炮兵也持续对敌阵进行精确炮击，令敌人折损严重。

亲自察看完前线情况，我感到中共军的攻势已经出现异常，直觉认为他们的进攻最多持续不了一个星期。在现代战争中，迅速补充充足的物资装备和兵力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鉴于当时国军的装备和兵力已源源不断运往前线，后方还有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全力支持，随着时间流逝，战局只会越来越倒向我军。

在判断战机到来之后，我亲赴前线做团长指挥，带着必胜的信心，语调激昂地对集中在新防线上的国军下令“让我们集中力量拿回被敌人夺去的金城川”！

国军开始在被中共军击退的所有战线上展开了全面反击，这时，一直阴雨的天气也开始有了转晴的迹象，空中的乌云逐渐消散，从7月15日晚上开始终于晴朗了起来。

这正是我们发起反击的好时机。面对踌躇的中共军，国军一路前进，整个前线因国军的猛烈反击和中共军的顽强抵抗而再次燃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