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大量兵力涌向战线的中共军的攻势时，我军利用强大的制空权打击了敌军的后方。虽然中共军通过1951年5月的大规模进攻突破了我军的战线，但美军的空中轰炸让敌军的补给线随时被切断。照片是美军投向朝鲜境内铁路上的燃烧弹（Napalm）爆炸时的场面。[美国陆军部资料]

当时，前总统朴正熙是大校军衔，担任9师团的参谋长。据说，后来他也见到了刘载兴军团长，并如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县里撤退当时，9师团长崔锡将军挺有气魄的，但可能是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出现了失误。每次敌军进攻时，7师团长金炯一（音）将军总会被击破，让相邻的部队处境困难。敌军只要一发起攻击，我们都会被突破，所以得经过我们师团的通信才能指挥。”

中共军喜欢用出其不意的战术，当时也是如此。国军3军团长刘载兴认为，如果敌军发起进攻，得等到进攻开始的第二天即5月17日下午左右，敌军才能到达五马峙山岭。然而，中共军在17日早上一大早就已经占领了山岭。中共军把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甚至看都不看一眼身后的国军就快速地南下，彻底推翻了我军的判断。

3军团就这样被逼退了。在五马峙山岭被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退到芳台山之外了。陆军本部的战史记录里记载说，当时3军团的撤退情况非常混乱。士兵、劳务者和慰问演出团都混杂在一起，他们在破坏或丢弃公用武器或装备后越过了海拔1400米的险峻山脉——芳台山。

据说，在撤退的队伍中，3师团长金钟五准将、9师团长崔锡准将和军团参谋长沈彦俸准将及其手下的团长们都在其中。由于他们不得不登上险峻高山，所以不仅不能很好地保管好他们的武器，连军装都乱七八糟的。

整理残余兵力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日，最终3师团和9师团分别保留了整体兵力的34%和40%。一般情况下，如果各级部队损失了三分一以上的兵力或武器，就不能再继续战斗了。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衡量3师团和9师团的兵力损失，可认为其已经被瓦解了。因此，这真是一场惨败。

中共军已经越过了五马峙山岭，来到了昌村里和相当于军现在的岭东高速公路路线的京江（首尔~江原道）道路上的束沙里。直到在那之前，美军向中共军发射了4万1000发炮弹，出动了165次空军机，努力最大限度地遏制中共军的攻势。

战线被突破后，美军10军团和我带领的国军1军团的东西两侧都开始面临着危险。我把司令部搬离了江陵，把首都师团和11师团分配在了从五台山到东海岸的战线上。我们判断，中共军接下来会朝着我们1军团把守的区域——江陵进军。

如果江陵落入中共军手中，那情况将变得非常严重。因补给问题而挣扎的中共军可以在江陵这个大城市里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在江陵还有K-18机场。此时，美军海军陆战师团正在这个地方保有兵力。如果把这个补给品、弹药和炮弹等堆积如山的地方拱手让给中共军，那我军的战线情况将变得更加危险。

如果让出江陵，我们就得撤退至三陟或浦项。如此一来，与在东海上的美国海军展开有效的联合作战将变得不可能。危机感在5月21日达到了高潮。那时，我们接到了美军8军的通报，内容是将在大关岭西侧龙平国军3军团的临时跑道上举行作战会议。于是，我坐着美国空军战机朝大关岭方向而去。

当飞机飞到大关岭上空后，我看到了远处3军团被逼退南下的地区。黑烟四起，就像是化学工厂爆炸后产生的烟气。美国空军战机对着留在那方的国军装备开始炮轰。我在想，从电话和无线里传来我军惨败撤退的情景应该非常凄惨。

跑道上，美军3师团所属的尤金·莱丁斯（Eugene Ridings）将军已经到了，他是大老远从广州京安里而来的增援军指挥官。当时，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两架L19轻飞机。一架因遭到敌军的攻击，汽油正像白烟一样从机体冒出来。但最终飞机还是安全地降落了，此时从上面走下来了一位高个子的将官，他就是第一次见面的美军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他的表情凝固了，因为他立即要求在吉普车上摊开地图。以他为中心，我和莱丁斯分别站在他的左侧和右侧。他一边指着地图，一边开口说道“现在情况非常严重”。“战线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如果不能很好地堵住，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说完后，范弗里特将军先后看了一眼我和莱丁斯少将，用坚决的语气说“你们两个人务必要阻止住中共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