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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因为与构建金正恩(音）的继承结构相关。虽然在过去金正日成为接班人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但是初期是两名实质性绝对权力者的时期，他们的命令和指示都是绝对化的。可是他们的指示经过事先协议调整过程，政策指向相同方向的体系无法明确。当然，两名绝对权力者是父子关系，接班人有义务尊重和沿袭上代的理念和统治方式，在根本上是没有冲突的。可是初期是接班人表现“创造性”和“英明”的时期。这意味着可能产生分歧。此时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在他们中间只是起到转达的作用。在去年年底货币改革的过程中，随时变化的交换限额等反复无常的情况也从侧面证明了两名统治者的指示产生冲突，此次国防委员会的发言人声明也可以看作是一脉相承。
此次事件还应从朝鲜最高统治机关国防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统治机关之间是否正常启动事先协议的方面来看。去年朝鲜通过修宪，将国防委员会的实质性最高统治机关地位加以法律化。可是从现实来看，国防委员会在政治、经济等所有国政方面是否具备可以进行实质性统治的具体系统，这令人心存疑问。也许国防委员会只是接受来自各个下属权力机关的报告，而将其传达给统治者，并下达指示。
另外还可以从朝鲜党政机关生存之道的观点来分析。此前朝鲜以极端的措辞恐吓韩国时，也经常在内容上追求实利。可是在朝鲜体制崩溃等“难以容忍的韩国的挑衅”时，在生存上不能袖手旁观。国防委员会也不例外。权力机关的首要义务是体制安定。作为深知在此处容不得丝毫让步的权力机关，比起实利来，只得表现出忠诚之心。那么是谁决定实利的呢？这不是权力机关费心的事情，而是绝对权力者的事情。如果“实利”和“强硬”成为争论点，机关应该采取“强硬”。可是权力者自由地选择其中之一，来显示“英明”和“伟大”。这就是朝鲜绝对性的一人统治结构。
政府应该了解朝鲜如此复杂多变的决策结构，谋求战略性的应对策略，并且清楚地掌握朝鲜此次的对立措施重点在何处。
赵明哲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国际开发合作中心所长
金日成大学经济学系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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