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被社会孤立人群提供支援增加社会接触面
“高三的时候和朋友们关系不好被孤立，只和女孩子们一起玩。长大成人后，直到事发前都处于和父母断绝关系一个人生活的状态”。
韩国2012年发生的“汝矣岛随机杀人事件”主角金某(事发当时30岁)在2013年8月于被关押的安阳监狱中与执行大检察厅政策研究劳务报书《通过深度面谈研究分析随机犯罪者实证原因及应对方案》的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李水晶教授研究组面谈时做出了上述表示。2012年8月，金某因涉嫌持刀伤害2名前同事和2名行人等4人而被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研究小组表示“金某内心压抑着对社会隔绝和经济孤立的不满，在长时间的压抑后一下子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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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年前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出随机行凶的加害者中像金某这样的“被社会孤立的人”最多。研究小组会见了被关押在监狱的18名随机行凶罪犯，了解了他们的成长背景、家庭和异性关系、学校和工作生活、前科、精神健康状况等，并将犯罪分子分为3类(被孤立者、反社会人格和精神障碍者)，其中被社会孤立者占比最多，达到10人(56%)。虽然很多时候没有不道德行为或前科，但大部分情况是长时间独自过着孤单的生活，然后一点小事便引爆被压抑的暴力性。
而到了2023年，书岘站、新林站附近接连发生随机袭击路人行凶案件，这一研究报告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李教授表示“10年后的今天，报告分析仍然有效”，“报告提交后没有特别的后续研究，也没有出台有效的政策，令人遗憾”。
枪支、泰瑟电击枪、司法住院制……亡羊补牢的事发后对策大量涌现
韩国政府迟迟才出台对策，而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以依靠刑事、司法制度的事后强硬对策为主。韩国警察厅长尹熙根4日在对国民谈话中表示，“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枪支和泰瑟电击枪等武力，积极适用对警察的免责规定”。法务部长官韩东勋7日也表示，“对于紧急情况下的武力活动，要积极研究适用正当防卫等免责事由”。法务部本月4日还提出了新设无假释终身监禁、司法住院制(法官决定强制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的制度)等。
从2012年发生汝矣岛随机行凶事件开始已经过去十年，不过专家们对于事后的强硬对应表示看好，理由是“事后高强度对策对的犯罪分子起到警告作用，能够从很大程度上起到防止更多犯罪的作用”(东国大学警察行政系教授林俊泰)。国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崔恒燮表示“亡羊补牢犹未晚，要以应对恐怖袭击的水平应对犯罪”。
不过也有人担心，部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不少人认为，在允许使用枪支的情况下，一线警察可能会背负上民事、刑事诉讼风险，因此很难实施。2008年2月，最高法院对开枪打死持械犯人的警察承认正当防卫，但认为其负有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警察厅相关人士指出“到头来要赔偿数千万至数亿韩元，谁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呢？”在2017年对精神健康福利法修订后，强制性的司法住院制度便举步维艰，毫无进展。正在实施该制度的德国有2.3万名法官，而韩国的法官人数只有3000人，且法官们在精神健康领域的专业性也难以保证。
要采同时取减少社会孤立者人数的根本对策
有人指出，为了克服上述政策的局限性，应该同时制定预防性对策。 高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润泰(音)主张“应该同时采取减少被孤立者人数的根本对策”。如果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2008年发生14起街头随机行凶事件，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此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对策，其中既有像韩国一样的事后强硬政策，也有“促进培养健全少年和孤立年轻人参与社会”等被社会孤立人群的相关对策，并且从2013年开始通过“隐藏型被社会孤立人群对策推进工作”地区支援中心提供咨询支持。
尽管如此，日本依然没有完全走出随机行凶所带给人们的恐惧。据日本内阁府推算，截至去年11月，日本脱离社会的人群达到146万人，占15-64岁人口的2%左右。今年7月，在驶向大阪关西机场的地铁内，一名30多岁男子持刀随机行凶造成3人受伤。一直在研究日本社会孤立问题的协成大学经营系教授金光熙表示，“得益于日本对社会孤立人群采取的对策，至少按照目前水平来看相关犯罪被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
韩国国务调整室发布的“2022年青年生活实态调查”显示，韩国“与社会隔绝青年”据推算约有24万人。其中，就业困难(35%)是最大的原因。也有人主张应以日本为反面教材，采取更积极的减少被社会孤立人群的措施，但与日本致力于增加被社会孤立者的社会接触面的方式不同，应该从经济方面(教育、就业)和社会方面(线下社交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措施。高丽大学社会学教授金润泰强调了双轨方法，他表示“把精神疾病或抑郁症视为最终原因是表层逻辑”，“应该解决导致精神疾病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因素”。东国大学警察行政系名誉教授李润镐表示“首先是经济和福利等结构性对策”，“对于发生的犯罪也应启动强力处罚的综合性系统予以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