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国际秩序和韩国的战略

“可汗问(清朝名将)英俄尔岱‘那是什么？’(略)‘朝鲜国王率领众人向明行元旦礼’。(省略)大清皇帝可汗来到异域万里朝鲜土地上迎接日月星辰新年的山峰下，被困城内的朝鲜国王正在向明行礼。(省略)‘我想现在就开炮把它攻破’。(省略)‘别管了，我要让他们活着与我相见’。(省略)直到行宫院子安静下来，可汗一直俯瞰着城内。皇帝结束了武道，再次向着北京行礼，宗亲和臣僚跟着皇帝行礼”。(金勋，《南汉山城》)

400年前仁祖的三田渡之辱

朝鲜国王在被清军包围的情况下，向走向灭亡的明朝行礼，他根本不知道是清朝皇帝本可轻而易举就取他性命，却没有这么做。几天后，他的无知为他带来了三跪九叩的三田渡之辱。

1636年的丙子胡乱过了350年后的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布鲁斯·卡明斯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包括韩国在内的东北亚部分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是因为在两个霸权体系中很好地完成了商品周期，1945年之前是指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是美国霸权”。

在这样的评价中，完全没有提及韩国引以为傲的产业崛起奇迹，韩国的成功从头到尾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的附庸变数。

“韩国是民主主义国家的薄弱环节”

35年后的202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吕(Andrew Yeo)教授再次写道。

“韩国是世界10大经济体，军事费用支出居世界第10位。拥有三星和现代等跨国企业，创造了BTS(防弹少年团)、BLACKPINK、《鱿鱼游戏》和《寄生虫》等。尽管如此，印度太平洋其他国家既不认为韩国是该地区的重要参与者、也不把韩国视为多边安全合作的伙伴。一些专家甚至认为韩国是民主伙伴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如果韩国像现在一样继续保持与印度太平洋倡议的距离，可能会沦为‘二流同盟(second-tier ally) ’。如果希望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参与者，韩国必须克服战略模糊性”。(原文中的部分摘要) 

从丙子胡乱开始算起，往小了说是朝鲜半岛，往大了说也不过是东北亚，韩国被困在这块地方已有400年。如果要追溯，再往上看几百年也不难。难道是因为韩国经常感慨的夹在强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位置吗？亦或是因为分裂？被困在东北亚的必然结果就是成为国际局势的附庸变数。

提出印度太平洋概念的日本

但国际局势再次出现波动。新冷战不仅仅是美中之间的竞争，也不仅仅是安全和军事上的对立。俄罗斯、中国、朝鲜正在越走越近，美国正在横跨印度太平洋和大西洋集结同盟。冷战正在重新开始，而这次新冷战超越了安全层面，还伴随着经济和技术上的区块化。

在国际秩序规则被重新定义的现今，韩国是否应该仍然处于附庸变数之中呢？我们不能再把一切都归于地缘政治或分裂上。曾经和韩国一样在国际社会上备受冷眼的日本经过3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亚洲唯一堂堂正正的西方一员。今天国际通用的印度太平洋一词本身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创造并传播到美国的，冷静来看，如果没有日本的同意，韩国作为印度太平洋的主要参与者想要获得承认恐怕都很难。

韩国对待国际局势的态度在去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会视频演讲时表现得淋漓尽致。300位国会议员中只有60人参加，一副隔岸观火、事不关己的样子。而那时泽连斯基在23个国家的议会发表了视频演讲，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的议会都被议员挤得水泄不通，全体起立鼓掌。对其他国家的不幸漠不关心的国家能否被认可为国际舞台的主要参与者？更何况乌克兰战争不是别人的事，很多专家开始在乌克兰之后联想到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

以更加强大的生命力重生的北约

不管怎么说，此次北约峰会的意义在于北约和亚太伙伴国(AP4)的连结，通过该连结短期内遏制俄罗斯、中长期遏制中国和朝鲜。冷战结束后看似衰落的北约以乌克兰战争为契机更强有力地重生。将大西洋北约和太平洋AP4团结在一起的领头羊是美国，尽管美国唯一超级力量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衰落，但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团结同盟方面更加迫切，“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国家聚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连小型中立国瑞典也加入了北约。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首脑们欢笑着握手的照片生动地传达了这种变化。

有人担心这样岂不是再一次落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附庸，但这种担心没有太大意义，反正世界的两极是美国和中国，只有在以美国为中心聚集的国家之间，忠实地建立以欧洲、东盟、印度等为对象的横向多边关系，才能对美国产生杠杆。一个人缺席只会被孤立，即便担心中俄敌对韩国，这也不能成为放弃积极的全球战略的理由。

中国和俄罗斯的未来难以预测

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内的中国会变成何种模样很难预测，而且在韩国看中国脸色行事期间，朝鲜的核能力增加了几十倍。俄罗斯总统普京从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开始就暗示可以使用核武器，现已在白俄罗斯完成了核弹头的部署。讽刺的是，瓦格纳集团首长头目普里戈任向莫斯科进军1000公里的那天，美国还曾担心普京的安危。

因为核武器只有在普京的控制下才能期待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如果他突然被拉下马，就无法得知哪个疯狂的强硬派会拿到核武器。所以，假如认为只要韩国放弃积极的全球战略，中国或俄罗斯就永远不会敌视韩国的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经济效益也不容忽视。世界排名前6~7名的韩国军工产业凭借坚实的制造业力量、快速的制造工程、与占据最上游的美国产武器的兼容性等诸多优点，预计今年将轻松超过200亿美元的出口，这与20年前相比足足增长了120倍。以乌克兰战争为契机，各国加强军事费用，市场进一步扩大，此次北约峰会后，此前成员国的规范标准——占GDP 2%的军费支出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

新秩序登场，要勇敢且谨慎

从最近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被称为“钢铁雨”的大规模杀伤性炸弹)的争议中可以看出，用杀伤性武器赚钱的伦理性争议固然存在，但如果不得不生产军费，那就应该在国际规范下进行管理。

如果布鲁斯·卡明斯教授说得对，那么韩国算是运气极好。也就是说，在韩国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情况下建立的国际秩序偶然对其有利。但是现在，新的秩序正在建立，韩国拥有着无法袖手旁观的国际地位。现在需要以国家的命运为赌注，勇敢而慎重地站出来。试问韩国是否哪怕有一次好好打开世界地图来讨论全球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