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听取劳资双方意见，但政府须担起责任直接决定
韩国最低时薪委员会昨天做出决定，将明年的最低时薪定为每小时9860韩元，比今年上涨240韩元。而这距离委员会开始讨论已经过了110天——这是韩国自2007年开始按现行决策方式决定最低时薪以来用时最长的一次。最后，民主总工会推荐的劳动者委员们拒绝按照公益委员给出的9920韩元的折中方案进行，只能通过表决决定。结果是明年的最低时薪比公益委员调整案还要低60韩元。
明年2.5%的上调率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1.5%)之后是历史第二低。劳动界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一上调幅度既没有超过预期的1万韩元门槛，也没有达到考虑现实物价的名义增长率，因此实际上与降薪一样。但是，文在寅政府当时"超速上调"最低时薪的后遗症到现在仍然存在，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的必将因最低时薪的上调更加困难。在过去的7年里，最低时薪已经上涨了52.4%。主张冻结最低时薪的工商业者联合会批评称"这是无视作为支付最低时薪主体的工商业者的绝望呐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最低时薪委员会没有反映工商业者给出的按行业分别对待、至少先仅限住宿和餐饮行业实行调整幅度、以此稍微缓解压力的意见。
最低时薪的初衷是为保护低时薪劳动者，但在收入分配方面却存在不少局限。最低时薪劳动者中只有30%左右属于贫困层，因为打短时零工的劳动者增多了。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为了没有工作岗位的贫困层，低收入家庭税收抵免(EITC)比最低时薪制更好。
最低时薪无法覆盖的死角也不少。得不到法定最低时薪的劳动者比率有15.3%，达到322万人(以2021年经济活动人口附加调查为准)。而由于此次的上调，该比例很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就算是在重视法治的尹锡悦政府也难以触及这一不法行为。
要想减少最低时薪上调带来的压力，有必要按年龄、行业、地区分等级适用。但是从反复难产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要做出统一适用同一个最低时薪上调率的决定有多困难。只有先改变最低时薪的决策方式变，才能期待分等级适用。
韩国对最低时薪采取的决策方式是由劳资代表协商，由专家公益委员仲裁决定。在南美国家也是采取这样的决策方式。但发达国家虽然会听取劳资双方意见，但主要由政府主导决定，这是因为最低时薪就像失业金的下限金额一样，很多方面会出现与政府其他政策联动的情况。政府不能躲在主要政策的背后，只交由劳资协商。在最低时薪委员会听取劳资意见后进行讨论，但决策应该改为由政府负责的方式，这才是政府应该有的正确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