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接到了女儿所在小学学生家长联合会代表的邮件，大致内容是问收一些钱请学校老师吃顿午饭怎么样，因为5月5日是美国的“教师节”。信中还说时间不允许的人也可以私下送点小礼物给老师，礼物价格的上限通常是20美元。

看过《中央日报》报道国民权益委员会向首尔江南等部分地区的学校派遣调查官开展“感恩红包”秘密检查的新闻后，笔者的心里很压抑。虽然也体会到了学校老师所感受到的自愧感，但秘密检察要花费的社会费用让我想到了很多。如果为了杜绝“感恩红包”而向韩国全国的所有学校都派去调查官，那费用将会达到多少？非得要花这笔费用吗？投入了这么多费用，“感恩红包”就能根绝吗？

在美国，很难看到像韩国这样堵住车道管制酒后驾车的情况。大部分时候，警察都是在发现行驶不正常的车辆后，才跟上去确定是否是酒后驾车。想想韩国警察在管制酒后驾车上所花费的费用吧。全国数百名警察从凌晨开始就要和司机们纠缠在一起。虽然不能好好地给他们发放夜班补助，但最少当天中午是要休息的。这样的日子每月都有几次。在美国，把孩子送到学校时肯定会看到警察。即使是小的交叉路口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那里保护行人的安全、维护交通秩序，在必要的地方都有警察值班。而在韩国的大型交叉路口，很多时候在想走在前面的车即使挤在一块也很难看到过来解决问题的警察。不是因为韩国警察的数量少，而是他们因为都被在美国不做也行的事所缠身，不是吗？

按理来说，在进行拉网式管制的韩国，酒后驾车应该很少，但现实却正好相反。在美国却很难发现酒后驾车的人。这种两国之间看似小小的差异，事实上正是根源于观察社会的本质性的视角差异。美国社会认为谁都不会给老师送过格的礼物、谁都不会酒后驾车，社会体系以这种信念为基础运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保障个人的自由。反之，只有那些违反规则的人才会受到严厉处罚。而严格地说，韩国社会难道不是“由恶意支配的社会”吗？缺乏对其他人遵守这个社会规则的基本信任，所以凡事都要一一干涉、管制和监视，社会体系也只能跟着这种认识运转。

韩国社会是否能够减少某些没有必要的社会费用，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必要的地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深思的必要。更重要的是，某些方面能否带来值得期待的结果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