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一致固然难以做到，但想要做到言行完全相反也并非易事。然而韩国民运出身的掌权精英们却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高喊着“民主”掌握了政权，所作所为却频频被指责是“民主的倒退”。我们不时可以听到 “我们生活在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时代”(崇实大学教授徐炳勋)、“没教养的左派无益于政治，根本就是民主之敌”(全北大学教授康俊晚)。
不过，就像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有阴影的地方也一定存在光明。现在的情况打破了“民主是必然发展趋势”的乐观论调，让大家意识到只有谦虚和勇敢才能阻止民主的倒退。而且，这也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以往只写在教科书里的“民主主义运行机制”。这便是“民主化运动派”对民主主义作出的真正贡献。在2020年岁末之际，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他们作出的各种令人深思的行为。
①首先是三权分立。欧洲看到了民选的领导人扼杀民主的后果，遂决定“把保护个人权利和民主主义精神的责任交给不用为选民负责的机构承担”(《民主主义的时间》)，以此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这些机构就是指应该根据法律进行判断的宪法裁判所和大法院。
韩国行政法院第二次对“秋尹之争”作出裁决后，执政党却对恪守本职的法院展开攻击，认为“司法权力过大”(李洛渊代表)、“将通过立法，把检察院和法院变成忠于国民的机构”(金容民)，称之为“一介法官的法政政变”(金于俊)。真想让他们听听文在寅总统在之前说过的话。虽然这些话可能并非出自本意，但道理本身却是对的。文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促进我国立足于宪法精神实现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发展得更为成熟”。
不过，他们虽然嘴里说着“民主”，心里却仍保留着“君主政治”的观念体系。他们将金正恩视为“启蒙君主”(柳时敏)、将文总统视为所谓的“改革君主”(高旼廷)。因此，他们不认为总统应该遵守民主主义，反而认为“守护总统就是民主主义”(金斗官)。
②再来看民主统治。最近这个问题经常和“检察改革”一起被提及。执政初期的“检察改革”是为了清除积弊，但最近已经沦为“阻止检方调查当权者”的工具。曾经的民主统治通过调整检警调查权、实施特别检察制度、检察人事制度改革来实现，而现在的民主统治已经沦为政治势力干涉下的政治统治，沦为民主(党)的统治。
笔者想说的是，不要忘了参与连带司法监督中心(前法务部部长曹国曾担任该中心主任三年有余)曾在一年多之前召开的“检察与民主”座谈会上提出“应当通过扩大专家和民众的参与程度来限制总统和法务部长的人事任免权”，并提议成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检察人事委员会。
③还有多数表决的问题。议会的运行机制不仅包括“多数表决制度”，还包括朝野“合议制度”。因此在《国会法》的160多个条款中，曾多次出现“合议(15次)”和“协议(54次)”等字眼。不过，“协同治理”制度最终沦为摆设，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只有多数表决制。因此出现了“玩笑变成法律，法律成为儿戏”(美国社会批评家威廉·罗杰斯)的问题。按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韩国说不定还会立法强迫特定人参加选举。
在此过程中，即便在权威主义政权执政时期也曾得以保留的朝野宽容与克制的风气已经荡然无存。即便《国会法》规定“阻挠议事”不属于“妨害议事进程”，认同这种冗长演讲的做法，也不意味着多数党不需要尊重少数政党对抗多数统治的权利。然而，他们却不惜利用这一规则去阻挠少数派的阻挠议事，出现多数派议员(李在汀)装作快要结束的样子却连续六个半小时发表演讲，妨碍在野党院内代表进行阻挠议事的情况。
不仅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受到了威胁。我们似乎回到了马基雅维利描述的世界(“掌握权力的人只会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而非为了公益而进行立法”)。真正的民主允许多数派不断发生变化，认为多数派作出的决定也会出现错误，并允许人们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却相信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认为自己人即使做错事情，也胜过反对势力，堪称傲慢之极。
有人曾说，“所有成功的革命最终都会披上自己亲手推翻的暴君的外衣”(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胸前戴着“民主化”勋章的执政精英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