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举行求雨仪式后，上天一定会降下大雨。但这不是因为印第安人拥有什么神通，而是他们会一直举行祭祀，直到天降甘露为止。这与韩国一些“恶意”调查的操作方法非常相似。揪住一个人不放、对他吹毛求疵、追究到底一直到找出罪名使其成为罪犯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常被动用的手法是所谓的“特别调查”和故意给媒体透露其嫌疑。
这个“嫌疑人”就会备受侮辱并被贴上罪犯标签。他只能将自己命运寄托给与号称“地府阴差”的检察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出身律师。这就是韩国近代史中所谓的“有钱无罪、无钱有罪”的恶习。如果在这种恶习的重演中加上某种政治意图，这项调查就会变成一种错综复杂的“高次方程”。这就是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检察改革的原因。
然而，文在寅政府却把如此重要的检察改革任务变成了一种“不可回收垃圾”。文在寅政府漠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为了切断检察机关调查本届政府腐败的可能性，把架空检察总长尹锡悦视为至高目标。因此，政府力促成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宗旨也在受到许多质疑。由法务部长秋美爱主导对尹总长作出“停职两个月”的处分后，文在寅总统仅在16个小时后批准了相关惩戒决定。
首尔行政法院部长法官洪淳郁作出“停止执行停职处分”的判决，相当于韩国司法部门对当权者作出的严厉审判。此事过后，不仅总统的权威跌至谷底，本届政府以尹锡悦下台为前提推行的检察改革也因此失去了名分和动力，自招“跛脚鸭”危机。
问题在于，本届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检察改革上，连此前引以为傲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都变得问题百出。美国和欧盟(EU)27国已经启动疫苗接种，预计明年上半年即可实现群体免疫。而韩国却错过了订购疫苗的时机，可能到明年冬日也要忍受新冠疫情带来的痛苦。文总统直到发达国家已经抢购完各种疫苗之后的9月份，才下达命令要“积极订购海外疫苗”。
预定疫苗前政府需要颁布“购买过量不予追究”的免责规定。为此，高丽大学医学院教授金宇柱曾多次呼吁政府“为预定疫苗必须有法律依据”。但韩国政府对这些专家的呼吁充耳不闻，直至被舆论追究错失良机的责任，才推脱称，“最终决定权在于疾病管理厅长”(中央事故处理本部战略企划班长孙映莱)。有些人开始担心疾病管理厅长郑银敬会为此背黑锅。
前疾病管理本部长郑錡硕在2015年MERS疫情平息后，聘用34名流行病学调查员，对他们进行实际培训，后来也引进了快捷检测机制。这些举措在新冠疫情爆发时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据他所言，疫情爆发后“(政府官员中)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过电话或要求过召开座谈会”。可见本届政府对专家的经验毫不重视。
2009年4月发生甲型流感疫情时，李明博前总统的做法与文在寅总统截然不同。前任疾病管理本部长全炳律曾表示，“当年在订购可供1000万人使用的甲流特效药特敏福时，时任保健福祉部长权在姬和疾病管理本部长李钟求被叫到青瓦台接受了苛刻提问，最终总统给他们拨付了2500亿韩元”。后来随着国产疫苗研发成功，以及从海外采购足量抗病毒特效药特敏福，甲流疫情在当年11月份左右开始得到平息。
反观文在寅政府，在执政三年半时间里一味执着于公平、正义等抽象理念，未能取得半点业绩。在内政方面，政府一直大力推动收入主导增长的经济政策、最低时薪大幅上调政策、房产政策和去核电政策等，但这些措施反而引起了各种“副作用”。在外交方面，也同样颗粒无收，被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讽刺为“绣花枕头”的外交部长康京和仍在受到重用。情况已到这个地步了，青瓦台却没有一个参谋为当前的窘境出面负责。
文总统的“无谬误主义”就是问题的症结。他坚信自己和与他同一阵营的人一定是准确、正义的。这一认识阻碍他与外界沟通。此前，曹国辞去法务部长职位后，他在今年年初的新年致辞中表示自己“欠下了巨大人情债”，简直是丝毫不了解民情舆论的一句话。而盲目忠诚于曹国的人则纷纷出面指责，“这是检察和司法部门勾结在一起共同发动的‘法律’政变”(媒体评论员金於俊)、“我们将准备弹劾尹锡悦总长”(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斗官)。
法国大革命之后，动摇欧洲封建秩序的拿破仑曾被耶拿的黑格尔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Weltgeist)”，被赋予“神格”。文总统在法院对自己批准检察总长停职处分的统治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前夕，召集包括大法院长金命洙在内的五个部门重量级官员到青瓦台举行座谈会。这是他以凌驾一切的“马背上至高领袖”自居，破坏宪法三权分立精神的行径。
在21世纪，韩国需要的不是“马背上的至高领袖”，而是“亲如邻人的领导人”。比起醉心于权力的政客和官僚，韩国更需要一位可以与市民和专家沟通、秉持民主主义精神的领袖。利用检察改革和新冠防疫来达到维持阵营、长期执政的目标，无助于改善任何现状。高高在上的“马背上至高领袖”无法挽救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