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还能改变命运吗？近年来，韩国父母一代的经济地位对子女升学考试结果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大，而打着“修复教育天梯”的口号上台的文在寅政府时代，这个问题却变得日益严峻，平民家庭的孩子实现“寒门出贵子”的可能性也渐渐消失。
10月11日，韩国奖学基金会向国会教育委员会的郑灿敏议员(国民之力党)提交的国政监察资料显示，韩国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名校半数以上新生都出身于高收入家庭。基金会将学生父母的收入水平和资产评估额换算成月收入，据此将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收入水平划分为1-10层级，向不同收入层级的学生支付不同比例的奖学金。
以2020年第一学期的数据为准，SKY名校中家庭收入水平最高的第10层级(月收入高于1427万韩元)和第9层级(月收入949万-1427万韩元)学生占比55.1%，是其他学校高收入家庭生源平均占比(25.6%)的两倍多，其中仅属于超高收入水平的第10层级家庭生源就占SKY名校的37.9%，远高于其他大学的平均比例(12.2%)，比第9层级家庭生源更多地集中于SKY名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变得更加明显。朴槿惠政府执政的五年期间，第9-10层级高收入家庭生源集中于SKY大学的平均比例仅41.4%，2013年(40.4%)至2017年(41.1%)新生中的高收入家庭生源比例一直保持在40%上下，但在文在寅政府执政的三年里，这里比例平均飙升到53.3%，郑议员对此表示“口头上强调公平正义，社会不平等却在日益深化”，敦促政府“重新考虑各项升学政策”。
而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医学专业(SKY)，这种现象则显得更加严重。今年韩国SKY名校医学院招录的新生中，74.1%都是收入水平划入第9-10层级的高收入家庭。去年在某SKY大学附属医院做住院实习医生的金某(31岁)说，“越来越多的师弟师妹们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群体”。
2020年申请国家奖学金的SKY大学新生共计6865人，占新生总人数的60%左右，其余40%的新生不是选择申请其他奖学金，就是明知获得奖学金无望而主动放弃。郑议员表示，“富裕家庭的孩子申请奖学金的比例较低，因此这些名校中，高收入家庭生源的实际比例只会更高”。
“父母能力”决定的综合素质评价权重从39%上升至54%，SKY高收入家庭生源比例从41%升至51%
韩国顶尖名校中高收入家庭生源所占比例为何在文在寅政府期间水涨船高？专家们认为，本届政府上台后改变的两项高考招生政策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政府从2018年开始把高考英语评分方式改为绝对评价而不是相对评价。虽然前届政府也讨论过这一政策，但文在寅总统在竞选时承诺，要把除英语之外的其他科目也逐渐改变成绝对评价，因为学生家长和高考研究专家普遍担心这一转变会导致高考对人才能力的考察筛查作用下降、导致教育差距扩大，这一政策最终不了了之。
钟路学院天空教育公司的林城浩(音)总裁表示，“绝对评价意味着学生只要在考试中达到一定分数线，就可以统一被评为第1等级，没有比例限制”，“有国外生活经验或者接受更多个人辅导的学生就可以提前考完英语科目，用更多时间学习国语和数学等其他科目”。也就是说，在绝对评价体系中，不管考生获得90分，还是100分，都统一被划为第一等级，具备一定能力的考生可以适当减少自己在这一科目的学习量。
其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招生中的权重迅速扩大。根据钟路学院天空教育公司的说法，综合素质评价在SKY大学招生考试中所占权重已经从2017年的39.4%上升到2018年的54.4%。林代表说“这意味着学生在校内活动中表现越好、获奖经历越多，越容易被录取”。
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成绩都很容易受到课外辅导投入的影响，对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加有利。但相比之下，高考仍需要学生本人通过考试，最终结果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本人，而综合素质评价则更容易受到“父母能力”的影响。比如前部长曹国的女儿得益于父亲和母亲的教授身份，小小年纪就成为了SCI级别医学论文的第一作者。
韩国前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金相坤曾在2017年7月的就职演讲中宣布要“通过修复教育的天梯，打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学习型社会”。他作为本届政府“教育政策承诺”的设计者，从担任京畿道教育督查的时候就致力于扩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推动高考从相对评价向绝对评价转变。但这两个政策都未能成功修复教育的天梯，还导致本届政府上台后SKY大学高收入家庭生源比例从2018年的51.4%上升到2019年的53.3%，再到2020年的55.1%，不断呈持续上升。
《囤梦者》(Dream Hoarders)的作者理查德·利波斯(Richard V. Reeves)在书中介绍了美国亚特兰大、旧金山、纽约等高收入家庭父母培养子女的情况，他写道“进入名牌大学已经成为特权阶层独享的大山，教育使父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得以传递给下一代，形成固定的阶级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