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必须最大程度发展远程诊疗”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10月7日召开的规制改革促进会上宣布要积极推动远程诊疗。由于医疗界和厚生劳动省官僚等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日本的远程诊疗迟迟得不到发展。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扩散导致面对面医疗变得困难，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第一次临时批准远程诊疗，菅义伟内阁计划推动这一措施常态化。另外，菅义伟首相还敦促厚生劳动部等各政府部门“主动给规制松绑”。
日本这一做法与不断制造新规制的韩国政治圈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规制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末启动的韩国第21届国会平均每天都会颁布4条以上新规制。
随着菅义伟首相上任进入第四周，“菅式改革”也已初显轮廓。菅义伟首相上任后就宣布“将把规制改革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他在10月7日亲自主持召开规制改革促进会是此次推行规制改革的“主战场”，接着日本还将按照不同主题，召开相关部门部长会议，加速推进这一重点课题。
对于标榜“继承安倍精神”的菅义伟政府来说，规制改革是“心中的痛”。在安倍前首相立志完成的“三项课题”中，放宽金融限制、扩大财政都已基本达成目标，只有最后的“结构改革”未能顺利开展。而“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消除各种规制，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
菅义伟首相把规制改革提上日程，等于重新启动了安倍前首相未尽的课题。目前提到的核心改革课题包括数字化改革、通过中小企业和地方银行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通过上调最低工资和下调移动通信费用释放消费能力等。
菅义伟的改革目标是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新动力，要求各政府部门“主动改革规制”
日本大力推动数字化改革，源自从新冠疫情中汲取的惨痛教训。日本公务员系统目前仍使用传真收发大部分文件，以至于疫情爆发后连感染和死亡人数都无法及时准确统计。此外，日本发放救灾补贴款的过程中也出现严重问题，鼓励人们居家办公的措施也因为“文件需要盖章，仍被迫到公司上班”，引起公司职员的普遍不满。
菅义伟首相就任后大力推动成立“数字厅”，制定年内成立这一机构的基本计划，并宣布将在明年年初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也在就任后发出指示，要求所有部门采取措施，废除在行政手续中使用印章。
对中小企业进行整合、重组以及对地方银行进行结构调整也是菅义伟首相重点推动的经济改革课题。菅义伟首相在上任前就多次强调，日本若想在全球化竞争中生存下去，提高中小企业的效率是当务之急。
下调通信费用、上调最低工资等民生政策旨在释放民间消费潜力。菅义伟首相宣布，将把日本全国平均最低时薪标准从902日元(约合9800韩元)上调到1000日元(约合1.08万韩元)，以期拉动经济增长。
此外，日本还在制定相关方案，大力吸引香港《国安法》生效后纷纷离开香港的外国企业入驻东京。日本政府认为，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已经成为妨碍日本发展成为金融枢纽的绊脚石。目前日本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1.08亿韩元)的高收入群体需要缴纳33%的个人所得税，远高于香港(17%)和新加坡(15%)。
菅义伟内阁最引人注目的是“速度”。标榜“打破旧惯例”的菅义伟首相在上任一周内就于9月23日召开“数字改革相关部长会议”，并要求所有部门部长与会，讨论重点推进的成立“数字厅”问题。菅义伟首相表示，“必须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各项政策”，并接连召开以振兴旅游业、扩大农产品出口为主题的相关部门部长会议。此外，菅义伟首相还在新政府上台不到三周的时间便于10月6日闪电举行咨询会议。
菅义伟首相在就任后的十天内亲自约见14位民间专家，最多的时候一天与6位专家进行谈话。这些专家涉及旅游政策、中小企业经营、数字政策、医疗等多个领域，包括学者、企业家、媒体人等不同身份，说明菅义伟首相决心广开言路，避免过度依赖通过公务员组织汇报过来的信息。
日本Nissei基础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金明钟(音)表示，“安倍经济政策主要面向大企业和富人群体，而菅义伟经济政策重在为普通人谋福利，旨在收买民心”，“如果能够通过数字化政策，缓解日本的城市集中化问题，就可以做出安倍政府的政策区别开来，独树一帜”。
规制改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能否顶住这些压力才是问题的关键。推行远程诊疗、把不孕症治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等改革措施已经遭到日本医生会的大力反对。自民党更是受到各界“某某族”的意见影响，相关政策甚至无法在党内形成共识。
不过，菅义伟首相计划利用执政初期的支持率大力推动改革。通过下调移动通信费用等政策获取更多国民支持，以此突破自己作为无派别首相的不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