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申成湜专访】 三位首尔三甲医院院长盘点韩国医政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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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成湜专访】 三位首尔三甲医院院长盘点韩国医政矛盾
  • 中央日报
  • 上传 2020.09.0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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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成湜 福祉专业记者
申成湜 福祉专业记者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这种前所未有的国家灾难面前,韩国出现了令人无法预料的现象。在医疗团队和政府需要齐心合力共克疫情的重要时刻,医生却集体展开罢工,政府也对此强硬以对。随着罢工时间延长,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开始在诊疗上遇到诸多问题。

《中央日报》9月3日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采访的方式,对首尔峨山医院院长李上道、首尔圣母医院院长金容植、高丽大学医疗院院长金荣勋等三位院长进行采访,征求他们对当前事态的看法和建议。几位院长普遍认为,住院医生的呼声“是真诚、合理的呐喊,不是为了个人的饭碗,而是为了患者和医疗的未来”。他们认为,新建公共医学院、医学院扩招等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医疗和城乡医疗差距问题”。

 

 盘点当前局势和事发原因如何

 

李上道 首尔峨山医院院长
李上道 首尔峨山医院院长

集体罢诊已经进入第二周,被问及大多住院医生和主任医生离开岗位的情况如何时,他们表示,“心力交瘁,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医院只能关门倒闭,别无他法” (金英勋院长),“住院、手术、门诊等所有诊疗活动大幅减少,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金容植院长) 。

院长们表示,“正如医疗界一直强调的,政府在推行相关政策前没有与政策的目标群体进行有效沟通,是导致事件扩大的最大原因”。李上道院长也表示,“根本问题发生在政府制定政策的阶段,如果能够充分听取医疗界的意见,就不会出现这种极端对立”,“政府单方面强推的政策很难视之为合理的政策”。

金英勋院长表示,“有的政策需要考虑10年、15年的长期效应,而着手规划并逐步奠定改革基础,有的政策需要充分听取医疗界的意见,但政府没有做好这一点。况且,政府选好的政策推进时机是最大问题”。他还指责称,“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推进改革政策而引起如此大的混乱呢?”。

他们质疑政府此举可能出于政治考虑。金容植院长表示,“这是典型的沟通、妥协、理解缺失”,“政府并没有重视工作现场的实际经验和情况,而依靠拍脑袋决策和民粹主义思想来强推改革政策”。金英勋院长指出,“建立公共医学院的议题经常被政客利用为政治承诺,不能让政治影响医疗界的健康发展”。

院长们不赞同指责罢工医生“集体利己主义”的声音。 金容植院长表示,“医生罢工的初衷是,担心政府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制定的错误政策会导致辛苦建立起来的医疗系统在一瞬间轰然倒塌。他们的呼声是最诚实、透明、合理且理性的呐喊”。

 

如何评价四大医改政策

金容植 首尔圣母医院院长
金容植 首尔圣母医院院长

他们表示,医学院扩招、成立公共医学院无助于消除城乡医疗差距或者改变医学生不愿选择特定门科等现象。另外两项医改政策分别是韩药处方入医保和建立远程医疗体系。

李上道院长说,“四大医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扩充医疗人员。但事实上,仅通过扩充人员,并不能保证有效改善地方医疗环境”,“就算人员再多,如果缺少基础设施,那仍旧无法吸引人才。在缺少具备最新医疗设备的先进医院设施的情况下,护士和医生很难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

金英勋院长表示,“政府应先寻找产生城乡医疗差距的根本原因,治标不治本是错误的方向”,“归根结底城乡医疗差距与房地产问题息息相关。人们聚集在大城市等设施环境良好的地方是有原因的。仅靠扩充人员的对策期待产生‘涓滴效应’,这种思路本身就存在错误”。

金容植院长也表示,“新成立公共医学院或者增加医生数量,并不能完全解决医学生不愿选择特定门科而严重缺乏人员的问题”。他表示,“在短时间内培养出的新一批医生能否扎根地方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愿否主动选择医学生普遍忌讳的门科而精心钻研,还是一个问号。这些医生在义务服务期结束之后,放弃所学专业而涌入首尔等大城市,这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现象就与人们为什么非要来到首尔生活是同一个道理”。他表示,“如果医学生在公共医学院接受低质教育后,勉强被安排到不受欢迎的门科,这反而会对患者安全和医疗服务质量造成严重威胁”。

他们还对政府列举的经合组织(OECD)各国医生数量数据和各地区可治疗患者的死亡率数据提出反驳意见。金英勋院长表示,“各国计算医生数量的标准不一,有的只算在服务的医生,有的还算所有持有执照的医生。从表面的统计来看,可能会误认为韩国医生数量确实相对欠缺,但这是因为韩国25%-30%的医生都集中在皮肤科和整容外科,导致数据出现扭曲。不改变这种扭曲现象,盲目与其他国家的医生数量进行对比,并强行增加医生人数,只会导致韩国出现大量二流医生”。

 
应如何解决?  

金英勋 高丽大学医疗院长
金英勋 高丽大学医疗院长

他们提出,扩充医疗基础设施、提高医生报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金容植院长表示,“就算大学附属医院的待遇再好,医生不愿前往癌症、重症科室、急诊科室的情况仍然在日渐加深”,“而且,越是年轻的医生,越是如此。只有不断提供政策性援助、制定大手笔的奖励政策、不断扩充辅助人手,提高教育水平,才能改变这种现象”。

金院长表示,“都说韩国的医疗已经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韩国医疗费用低,而医生的水平高,性价比相对较高而已,并不是说韩国的医疗真正达到了顶尖水平。如果继续保持低水平的医生报酬,并不断扩充医生数量,韩国的医疗水平恐怕急剧下降”。

李上道院长表示,“应根据现实情况提高医生薪水,支持地方医院可以自力更生,从而为年轻医生创造愿意在地方医院工作的环境”。他表示,“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力度,给那些在地方服务的医生提供充分的奖励,并为他们创造优质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医疗能力”。

金英勋院长表示,“政府在坚持一边提高医疗的保障性,一边压低医生薪水。这样只会导致人才更多地流向工作轻松又报酬高的门科”。他表示,“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成为住院医生,应该改变当前大量培养住院医生的系统,使医生们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下接诊患者”,“至于所谓的公共医学院,政府应该先支持现有的公立医院增加设施、设备,拥有专家医生,让这些医生在工作中感到成就感”。

他们还对发展远程医疗和韩医处方入医保的政策提出建议。金英勋院长表示,“有必要对韩医进行科学化发展,提高其竞争力”,“通过研究,可以把一些韩医疗法发展成为辅助治疗方法,但所谓韩医处方入医保的政策,很容易引起误会”。金容植院长表示,“我非常反对韩医处方入医保,应该把这些钱用于治疗重症癌症患者”。

关于远程诊疗,他们表示“可以不断发展与个人诊所医生相辅相成的远程诊疗模式。这不仅可以应对传染病危机,还可以当成一种未来医疗模式”(金英勋院长),“如果把远程诊疗限制在基层医疗机构,我赞成这种做法。另外,如果对象是居外国民等海外患者,政府应允许所有医疗机构进行远程诊疗”(金容植院长)。

李上道院长表示,“希望政府重新开始考虑公共医学院等政策,由医疗界、政府、国民一同参与,出台合理的医改政策”。金英勋院长表示,“希望政府不要执迷于民粹政策,在政策制定前切实收集好各方意见,并进行各种民主实验,找出适合韩国国情的医疗系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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