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暴雨导致蟾津江和洛东江沿岸决堤，引起了人们对“四大江工程”功过的讨论。文在寅总统8月10日召开首席秘书官与顾问会议，下令“借此机会详细调查分析四大江拦河坝在调节洪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专家共同深入调查评估大坝管理和四大江拦河坝对这次洪涝灾害的影响”。
对于这一情况，有人质疑文总统这一表态是在反驳在野党未来统合党议员郑镇硕8月9日提出的观点，而这也导致风波进一步发酵。当时郑议员表示，“在四大江工程之后，如果进一步针对支流、河川展开建堤筑坝的工程，说不定本可以大大减轻洪涝灾害”。
巧合的是，蟾津江和洛东江体现了四大江工程的不同“后果”。有人指出，蟾津江“因为未被包含在四大江工程之外，才会造成大规模洪涝灾害”；洛东江则被指责“正是因为四大江工程中建造的拦河坝才出现决堤”。
“四大江工程”是李明博政府斥资22万亿韩元于2009年~2013年开展的工程项目。李明博政府2009年发布项目蓝图，包括从汉江、锦江、洛东江、荣山江河底挖出5.7亿立方米沙土淤泥以疏通河道，建造两座蓄洪池和三座河岸蓄水池，强化620公里的老旧堤坝，在洛东江、荣山江上增建河口大坝等内容，终极目标是通过这些工程将“洪水调节能力提高到9.2亿立方米”。
此后上台的朴槿惠政府对这些工程进行了第一期评估。当时民官联合组成的“四大江工程调查评估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的评估报告中写道，“四大江干流周围发生洪灾的危险大大降低，在干流周围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807.95平方公里危险地区中，757.11平方公里的洪涝危险都有所降低，占危险地区总面积的93.7%”。位于洛东江干流附近的庆南昌宁郡竹前村里长林成宽(音)也表示，“四大江工程落地后，洪涝灾害确实有所减少。以前只要一下雨，村子就会被淹，村民到处找保险理赔。工程建成后，涝害少了很多，感觉很满意”。
但是，关于这项工程是否有效减少了韩国整体的洪涝灾害，评估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根据行政安全部的数据，四大江工程技术之前的2009年~2012年，韩国国内暴雨造成的损失规模(台风影响除外)年均2011亿韩元，工程结束后的2013年~2018年，年均损失规模2016亿韩元(均以2018年为标准换算得出)，几乎没有变化。因为大部分洪涝灾害发生在支流和河川，并未发生在干流沿岸。发生在中小河流沿岸的洪涝灾害占整体洪涝灾害损失的80%以上。
因此，早在政府开展四大江工程时，就有环境组织呼吁“支流和河川的治水工程更加要紧”，但李明博政府认为干流治理更为紧迫。四大江项目结束后，李明博政府也曾考虑对支流、河川展开大规模治水工程，但随后政权换届，政策就此搁浅。朴瑾惠和文在寅政府期间并未进行任何大规模治水项目。
那么，引起这场争议的洛东江、蟾津江决堤与四大江工程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关于洛东江陕川昌宁水坝附近堤防决堤的情况，反对四大江工程的天主教关东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朴昌根(音)表示，“确实是拦河坝水位上升致使水压升高，最终引发决堤”。2014年担任四大江工程调查评估委员长的江原大学环境学院名誉教授金范哲(音)也表示，“水坝确实能够引起洪水，在水中建造水坝工程，会导致水流受阻、水位上升”。
但也有看法认为，决堤事故与水坝无关，完全是因为堤坝本身不够牢固。大真大学建设系统工程学教授张硕桓表示，“需要综合考虑堤坝的建筑材料和稳固度”。附近居民也表示，“早在堤坝扩建时，水泥和泥土衔接的部分就存在空隙，居民们为此曾多次要求巩固堤防，但一直被置之不理”，认为大坝能够储藏一部分水量，降低水流速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洪水灾害的效果。2014年发布的评估报告中也写到，“疏通河道和建造大坝的工程大大降低了河水流速”。
关于四大江项目没有覆盖的蟾津江流域洪涝灾害问题，人们也看法不一。因为堤坝决堤受灾的全北南原市金池面上贵村里长金英圭(音)说，“四大江项目时如果能够拆除河堤附近的金谷桥，对蟾津江也进行治理，就不会有这次的洪灾了”。
造成这次灾害的直接原因是蟾津江大坝的水位超过设计蓄洪水位50多厘米，导致大坝不得不开闸泄洪，每秒泄洪水量为1868立方米，但泄洪水量尚未达到河堤高度，河堤便自动决堤，导致洪水蔓延。因此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事故与四大江工程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关系。因为泄洪水量并没有淹没堤坝，而是堤坝自动决堤，只能说明堤坝的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张教授表示，“突然泄洪是否会对堤坝的承受能力造成影响，需要多方位综合分析”。金里长也指出堤坝本身存在问题。他说，“这座堤坝是很早之前建造的防波堤，(重建时)必须用水泥加固，才不会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