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后香港时代”的机会(上篇)
《纽约时报》(NYT)香港分局的编辑和记者们从上周开始不断打听首尔房产行情和首尔江南、梨泰院等地的交通以及休闲娱乐环境。《纽约时报》7月14日宣布，将把亚洲地区数字新闻总部的三分之一迁往首尔。同样打算离开香港的不只是《纽约时报》，德国的世界性投资银行德意志银行也在准备离开。德意志银行新任命的亚洲区CEO亚历山大·梅伦(Alexander von zur Muehlen)在8月份正式赴任前已经宣布了迁移计划。
没有公布转移计划的企业员工也一个个心烦意乱。居住在香港旺角地区的上班族李某(49岁)被房东通知要收回房子，正在烦恼搬家的问题。因为她的房东突然要移民去新加坡，打算卖房。不愿公开姓名的某跨国企业香港员工说，“公司驻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都开始把Telegram、Facebook、推特等账号改成私密账号，并删除以往发布的内容”。
随着香港的“中国化”加速，企业也开始纷纷寻求“脱港”。为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经济中心，亚洲各国展开了激烈竞争。目前来看，新加坡一马当先，日本在奋力追赶，然而韩国政府却表现得不温不火。人们担心，《纽约时报》选择韩国可能并不代表着一种趋势，而只是一个偶然。
新加坡已经抢占先机。钱跑得总是比人快，家长也总是比企业更早行动。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表示，4月份非新加坡居民在新存款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44%，达到620亿新币(约合53万亿韩元)，创下1991年以后的最高纪录。MAS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香港等地开始有大量资金涌入新加坡”。去年香港示威激化，新加坡境内国际学校的入学申请爆满。
台湾也已悄悄行动起来。台湾金融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牧7月21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部分证券公司考虑转移到台湾”，似乎正由金融当局出面吸引香港金融公司外迁。
日本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举行后，似乎正全力为“后香港时代”布局，把东京打造成“国际金融城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11日出席参议院质询会时表示，“我们将大力弘扬东京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魅力，积极从香港等地吸引人才”。日本还颁布了简化签证手续、开设国际学校、改进医疗环境等各项具体方案。《金融时报》(FT)近日报道称，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早在去年11月就采取行动，派遣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香港与12个对冲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一一接洽，说服对方迁往东京。
与此相比，韩国则表现得十分“佛系”，守株待兔地等着《纽约时报》这种企业自己撞进来。
松绑规定、降低税率、精通英文，学习香港的优点才能吸收香港金融产业
7月16日举行的第43次金融中心推进委员会讨论气氛非常热烈。纽约时报迁移的消息传出后，不少民间委员认为，韩国也有机会奋力一搏，并提出“像东京和新加坡一样推出一揽子招商政策”、“划定特区给予特别税收和规制优惠”等具体方案。
但韩国政府仍不温不火。不愿公开姓名的一位与会者表示，“关于设立特区的建议，金融委员长殷成洙好像并不是很有信心”。政府层面上也没有召集各部门召开此类战略会议。企划财政部的相关人士说，“目前政府并未就香港问题推动制定相关的经济枢纽战略”。
在韩国政府强调“不能仅为外国人放宽规制”之际，韩国的竞争力已经悄悄在不断下降。英国智库机构“Z/Yen”与卡塔尔金融中心合作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首尔已经从2015年的第6名下降到今年的第33名。韩国每周工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52小时的规定备受外国金融行业诟病。法人税和所得税税率高、手续复杂等也是韩国的一大弱势。国际金融中心新兴经济部长李治勋(音)表示，“最近某外国金融人士说，在韩国各种规制的约束限制下，至少要创造出300万韩元甚至500万韩元的利润，才能赚到在香港的100万韩元”。
专家们普遍呼吁韩国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做出大胆决策，以免错失良机。设立新的经济金融特区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成效。李志勋部长表示，“国家经济的整体框架难以修改变动，但可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解决问题”。前任中国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朴淇淳(音)表示，“最终还是人才的问题，培育好当地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才市场，才能吸引金融公司前来”，“首先应当培育精通英语的人才资源”。
改善生活基础设施也是一大课题。有无通用英语的医院、学校，是香港企业选择办公地点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东京一位曾在首尔工作过的英国媒体人表示，“在外国人生活的便利程度上，新加坡和东京更胜一筹”。曾任韩国产业银行香港法人代表的朴前所长说，“能够给外国人提供便利的生活环境是香港最大的优势”，“不仅免税商品多、税率低，日常生活的自由度也很高”。
